查爾德‧哈洛德(Childe Harold)是十九世紀第一個文化英雄〔註〕，當時歐洲因為工業革命而形成人口集中都市的現象，戰爭的陰影籠罩在人類的天空上，十八世紀後期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使得隔岸的英國人感到失望。查爾德‧哈洛德在十九世紀的一○年代遊歷歐陸，為英國人帶回一部詩體遊記的頭兩章，立即引起震撼，因為他以個人的心靈解放取代了集體革命的憧憬。

　　查爾德‧哈洛德對於人生的態度是懷抱著陰鬱的，他發現自己和整個時代格格不入，他以纖細的思維和冷靜的眼神，看見人類為了卑微的生存而阿諛、追隨、鑽營和求告。他懷抱著孤獨感哀憐濁世，但他的抗議只是親近自然；他懷抱著對於古代世界的崇敬，但他在光榮的羅馬和希臘只找到荒涼而反諷的廢墟。

　　焦桐的詩令我想到了一百多年前哈洛德的詩，他們同樣面臨一個彷徨的時代（無論是「現代化／工業化」或者「後現代化／後工業化」），他們同樣感受到孤寂和城市的腐敗、人間的罪惡，而提出內省式的批判。

　　哈洛德在伊斯坦堡看見狗群在街頭啃食人屍，在焦桐在台北見聞了十三歲的小菊在人肉市場跌落「精液的海」；哈洛德說：「誰死了，沒有一個人會斂起笑容」，而焦桐說：「今天又有二十萬人和我擦肩而過」。

　　焦桐冷眼觀看台北發生的種種事件，從社會的變態到震撼人心的新聞，他是一個當代的哈洛德，雖然焦桐不曾像哈洛德一般自英國向東方流浪，但是小小的台北卻像是精巧的晶方一般吸收了整個世界的虛偽和黑暗。他們同樣生存在一個沒有光榮也沒有歷史感的故鄉，在英國失去了尊嚴的時候哈洛德啟程了，在台灣總是尋覓不到身世定位之刻焦桐的詩也啟程了；他們都在虛浮的城市之光下洞察著離開了「心」的人群和社會，他們都是永恆的失眠者。

　　從一九八○年迄今，焦桐發展了一套自己的語言，偶爾我們看見了＜大台北地區電話簿＞這種特殊的表現方式，但是大致上他的詩體有一貫的特徵：明淨的語言，散文式的文法，夾敘夾議的結構，以及一種孤獨、冷靜而悲憫的觀點，這多半也是《查爾德‧哈洛德遊記》的特徵。

　　如果詩人不是困居在書房中的修辭工匠，那麼生活與行動本身勢必改變了詩在語言上求濃縮、求密度的公式，因為一個漫遊者一旦發現了他所經歷的各種不可忍受的謊言，他必然不願在自己的詩上加套語言的面具。

　　況且，在哈洛德的時代也好，在焦桐的時代也好，都是詩的變革時代，往往有一套秘藏學院的詩法等待他們顛覆，哈洛德時代的「雪萊派」將戲劇的素質和詩摻和，而焦桐時代的詩加入了散文的議論和小說的敘述已經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

〔註〕查爾德‧哈洛德是拜倫(George Gordon, Lord Byron, 1788-1824)虛構的一個人物，也是「拜倫式英雄」中的第一位登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