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最初步入詩壇，是民國四十三年，也是認識女　
　　詩人蓉子的那一年，算來已逝四十年。我的第一首
詩「加力布露斯」，便是43年在現代詩社創辦人紀弦先生主
編的「現代詩」刊上發表，當時紀弦先生並特別以紅字排
在封頁裡。後來我與蓉子在44年結婚，婚宴前，有詩朗誦，
紀弦先生還親自朗誦我的這首詩，給婚禮帶來了不少歡
情。這些往事，因同我最初步入詩壇印象較深，便也首先
在記憶中自然的浮現出來。
　　說到感想，現代詩社不但是台灣現代詩壇成立最早的
一個詩社，而且現代詩社創辦人紀弦先生，提出「現代派」
具開創性的創作觀念與主張，雖引起某些爭議，但畢竟對
當時現代詩的推展，有可見的影響與貢獻，是大家所共識
的。
　　至於我個人雖也曾在「知性」與「感性」這個問題上，
覺得紀弦先生強調「知性」，有過於排斥「抒情」的傾向，
表示意見，一是因紀弦先生本人浪漫情緒相當濃厚，他不
少詩，在當時也相當抒情；一是因詩不可能完全沒有「抒
情」。所以當時便很直率的同紀弦先生，在「知性」與「感
性」的問題上，有過一些論辯。但如今回想起來，對我而
言，那只是一個帶有年輕浪漫味與雄辯性的故事。其實，
紀弦先生特別強調「知性」排斥「抒情」，在當時雖很少有
人能接受，因當時詩仍相當的「抒情」；但現在看來，我可
理解他之所以排斥的用意，應是在抑制30年代缺乏詩思近
乎濫情的「抒情」詩（只是話說得過火），希求詩進入「知
性」的思考層次，提高詩的耐思度與意涵；使現代詩自然
因應進入他所主張的「自波特萊爾以降」的各種詩派的創
作觀念與藝術的表現技巧中去運作，拓展與刷新詩的內在
景觀與形態。
　　事實上，當時自覺性高的詩人，都可說是在「現代派」
按開的「知性」的按紐後，向前衝，追索各種繁複、新穎、
特殊與強勢的意象，並勢必緣用象徵與超現實等表現技
巧，以便進入具有內在思考力與暗示性的強勢的詩境；即
使詩中仍含有「抒情」的感性，但都勢必經「知性」的壓
縮與無形的監控，獲得較佳的質感，以加強詩感、詩思與
詩質。可見在這方面，「現代派」在當時確實凸現了現代詩
創作上一項相當顯要的功能與效益。
　　或許後來由於現代詩人過於強調新穎與特別往自我深
層探索特殊性，難免呈現出一些晦澀、艱深甚至失控的現
象，引起不少讀者乃至學者的非議，紀弦先生便近乎戲劇
化的宣佈解散「現代派」，「現代派」雖解散，倡導過程
中，雖也出見過一些盲點以及受到某些非議與批評，但「現
代派」的「現代」兩字的精神及其具歷史性的影響力仍在，
那是不可置疑的。誠如當現代詩人從田園型的生活環境，
急速轉型到都市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新的生活環境，更親
身體認到「現代」兩字在詩與藝術創作中的實質意義──它
是緣自存在與變化中新的生存空間、新的觀物態度、新的
思考角度、新的美感經驗以及新的價值觀與心境，便也的
確繼續被具有前衛性、原創力與知性思考的詩人群，向前
拓展出後來更具規模而且壯闊與可觀的現代詩創作世界。
由此也同時可見「現代派」的精神因素，已潛入台灣現代
詩整個發展過程中成為「有機性」的歷史回顧。
　　最後除對現代詩社成立四十年，表示祝賀之意，同時
希望現代詩社繼續發揮對現代詩壇的影響力與貢獻。
文章出處：
現代詩復刊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