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個寒夜裡，我坐在書桌前，聽著窗外風雨颯颯，時間漫流無盡，想起人世變化無常，心作何宅之際，甕封許久的詩情，忽然就發酵了，釀出兩句詩：
　　莊嚴無悲無喜
　　喜自莊嚴
　　想要再鋪敘下去，卻已經不能了，整個人浸淫在一股風雨交織的莊嚴之感，猶如世間所有音聲湧來一般。
　　之前，我在元月間寫過一卷「靈魂造像」，試圖以戰時的一群靈魂縮影，追悼一個戰爭年代的不幸，彰顯心性之中一些不應抹煞的崇高的質素，不論是對此方或對彼方而言。寫得十分傷心，偶時獨對長夜，閱讀桌案上一疊厚厚的抗戰史料與紀實，總會不自禁地流下眼淚──即使是傷心，也要以詩來寫──這麼說來，其實我並未放棄詩，並沒有真正地隱退。
　　大約是前年的冬季吧，我對幾位朋友表示，想暫時停筆不寫詩了，原因無外，一則緣於自覺到創作生命存在的瓶頸，一則是對現代詩壇諸多現象的失望和不滿，遂意興闌珊。
　　從那時起，我與一些詩人繼續保持聯繫，也和一些詩人斷絕交往關係，並且，瞭解一項事實──儘管詩人不只一種，生命的解脫之道卻只有識自本性一途而己；詩可以不寫，生命的癡妄不能不斷。
　　當我還是個熱衷於詩藝的文學青年，每日花費在閱讀和創作的時間，總有數小時之長，以結交詩人飲酒論詩為樂事，總以為詩人為我族類，同悲塵寰。一直到了年前，觀念始有大變。詩再也不是無限的了。詩人甚至有較盜賊可憎者，詩人的頹廢虛無在在可以作為現代人迷惘的表徵──這一切，距離心性本體是多麼的遙遠，我何必汲汲追求於彼？
　　然而，我卻還是繼續寫著，原來就已感受生命之孤寂的我，只是感覺此刻，生命更形孤寂了。
　　我加深自己對文化價值的思索，特別是對詩壇的文化現象。我認為，詩人對於心性認識的程度，直接間接影響了詩壇文化的形成與演變。對於心性的瞭解如果只停留在膚淺的表面上，所烘焙出來的文化體質，必然也是架空的。更何況
，其間攙雜的許多虛偽與浮華，又進一步弱化了這樣的文化體質。我們的詩壇自從紀弦先生提倡「縱的繼承，模的移植」之後，一直走得不院隱健，不甚健康。一直到今天，更由於西方新思潮在此地的大舉宣揚與標榜，而暴露了許多令人擔憂的現象：詩人務外多於內求，詩作產量多於詩質的錘鍊，詩的語言越是語無倫次，至於結構則藉自資訊時代的符碼運用──據聞，台灣已進入所謂「後現代狀況」，台灣的詩壇一窩蜂寫一些「後現代詩」，台灣的文化成了「後現代文化」，這是一個「後現代主義」的時代。然而，我只是感覺到在我們的詩壇，頹廢的依然頹廢，虛無的仍舊虛無，還有過度的功利色彩與無謂的感傷，在流行，在？傷著更多的心靈。
　　自由作家杭之先生於一篇「光景般的『共識』」中說道：
　　後現代文化的一大特特色是商品邏輯作為文化邏輯。而流行文化則是商品邏輯滲透得最徹底的領域……
　　他們說，當群體在一定時間內，共同地完成了某一個相似的行為，也就有著某種程度的社會意義，（中午到了，大家都在午飯， 這有著什麼樣的社會意義？）因而，流行是健康的，因為那是另一種社會共識的表現……流行的最大特質是「大家都做（買）了，所以我也要做（買）」，所以創造流行的第一步往往是「創造人潮」……
　　更有甚者，在流行文化之「大法師」的催眠下，趕流行的人自以為他的「自我」能「自由地、有個性地」選擇他趕什麼樣的流行潮流，因而在人潮中找到「感性的夥伴」，而與之有著「共識」。其實，從主體性的角度來看，這種流行文化下的所謂「共識」是一種失掉主體性、擬似的、光景般的「共識」，隨著流行的月卻步而快速變幻。光景般的「共識」被當成共識，意謂著疏離狀態的深化。（七十七年三月七日自立晚報第十二版）
　　這裡的「光景」，依個人理解，似可以二途玩味，一作「浮光掠影」解，一作「電光石火」解。我認為，後現代文化不但是捕攫浮光掠影的文化，也是電光石火般閃過必逝的文化，有意義，卻脫離自我本性的實際探求；有生命，卻薄弱得很。
　　再以杭之先生的話來觀察當今的詩壇文化，可以發現我們很多的詩人，只是在趕流行，或者，被藉以製造流行罷了。有電腦般機械性的固定程式大事生產，可以不管詩寫得多艱澀，有旁徵博引的學術名詞作為符碼，可以不管詩是如何
東剽西竊的，有一個偉大的主義作為濫行的護身符，可以不管文格與私德的相互背離，只要能夠創造人潮，流行一時，任何現象都可以容納在合理的解釋之內。這種台灣「後現代詩人」有著「感性的伙伴」，有著與伙伴光景般的「共識」，所以是不孤寂的了，因為孤寂的詩人永遠不創造人潮，不趕流行──儘管此地的「後現代詩」仍舊使用「孤寂」言語，營造詩中濃厚的孤寂氣氛，妝飾詩人或作品中充斥的孤寂感。
　　前一陣子，讀明代思想家李贄「童心說」，文中道：「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語至犀利，極盡刺諷之用。
　　反觀我們的詩壇呢？心誠或假，詩好或壞，似乎已成次要，決定這個時代要以何種主義為時尚，以何種思想為套框框的最高標準，似乎才是重要的。
　　我不禁要問到：我們的詩壇究竟塑造了什麼價值什麼形狀的文化？我們詩壇的文化，果真註定要跟隨西方的腳步走嗎？我們到底在追求怎樣的文化？
　　友人奚淞在試談文化與生命思維的一篇文章「江山共老」中提到：
　　以我看來，自存在主義以後，西方潮流一波接一波，雖然形式上花樣翻新，色相上官能刺激提高，但本質上的虛無和失落與見克特「等待果陀」相去不遠，也無能於存在主義對生命提出質詢之後，有任何救贖性的新發現。（七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國時報副刊）
　　所謂的救贖，是要從心性本體之中虔誠地發出呼喊與行動，是賴以一種無上智慧的加披，其程序，是須渡已，而後渡人，最後達成潔淨生命、解脫諸苦的終極目的。寫到這裡，我不由地從對詩壇的失望和不滿之中，升起一股悲憫，悲及現代人永無填滿之日的虛妄迷癡，何時才能完全斷除？何時，我們才能擁有活活潑潑、健健康康的詩壇文化，而不必受此落彼起、光怪陸離的各色「偽幣製造者」文化所纏？
　　我並沒有隱退，而且繼續地在反省著。
　　我會寫下去，以慈悲和智慧作為詩中思索的主題。
　　我想起去年那個寒夜，整個人浸淫在一股風雨交織的莊嚴之感，感覺自己一顆童真的心，是在坦白跳躍著，從未歇息，我開始呢呢喃喃地唸起，一遍，又一遍：
　　莊嚴無悲無喜
　　喜自莊嚴
　　我始終沒有把這首詩寫成。
文章出處：
現代詩復刊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