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詩被各種因素提昇成典律之後，就開始對無數的文學青年展開「茶毒之旅」。它的影子將成為後來的身軀，乃至於靈魂。而且這個影子永無止境地被許多文學讀本和選本虔誠地繁殖下去，再也沒有誰敢去質疑它的價值，只會質疑自己的眼睛。處於古詩發展史源頭的《詩三百》便是「成經」的典律；處於新詩發展史源頭位置的〈我用殘損的手掌〉、〈老馬〉、〈死水〉、〈雨巷〉和〈別再康橋〉，對千千萬萬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莘莘學子而言，也是一種詩經……
　　我在馬來西亞讀中學的時候，校方所採用的國、高中課本當中，有許多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作品，〈別再康橋〉是極少數留下印象的五四新詩。
　　第一次讀它，對典律中毒過深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老師在台上講得口沫橫飛，結果那幾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成了我們全班同學最喜愛的詩句，任何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當時真的以為詩就得寫成這個模樣，班上學寫詩的同學亦以此為範本（回想起來真令人冷汗不已）。若干年後，我在台大宿舍桌上的台灣詩集堆裡，第二次讀它。一讀就毀了。近乎散文的抒情手法，雖然節奏感不錯，但那不是我要讀的詩，沒有供我吸收的養分，而且比起許多台灣詩壇新人的少作，也好不到那裡去，「徐志摩也不過如此！」我當時這麼想。並開始否定五四新詩的文學價值。又若干年後，我在東吳某門課的讀本上，第三次讀它。一股「同情的理解」叫我把它歸還二○年代，那個剛從古詩的統治底下掙脫，尚在努力摸索與開拓著新詩的未來的二○年代；才慢慢讀出它的成就與價值，「真不容易……」我心中萌生了敬意，在它的時代裡它的確是卓越不群的。我必須承認。
　　當然我們也不必附加太多價值給它，不必視為如《詩經》般的典律，它只是一首「相對優秀」的五四新詩，有藝術技巧上的缺失與不足，有做作矯之處，有散文化的流弊，但對任何一位接受新詩教育的學生而言，我想它是不可錯過的作器，因為它是二○年代新詩最優美的音色。一個完整呈現新詩發展及演變的脈絡，是新詩教育所必備的；對任何一位寫詩的新人而言，宏觀且完整的詩史式閱讀，也是一種視野的開拓。徐志摩及其詩作的價值亦在此。
文章出處：
現代詩復刊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