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有一則傳說是這樣的，在繆斯的鼻息日趨微弱，甚至瀕臨死亡之際，只有校園裡還有一些稀有的部落仍奮力維持著他們自己的一方祭壇，以便在冰封的現實世界中圈起一堆足以取暖的火，在歌頌繆斯的曲調中做著他們波西米亞的夢。然而在聆聽傳說之際，我們想問的是：真相在那裡？文學真的死了嗎？新生代詩人的處境又是如何？
　　如同林燿德（1996：425）所說，八○年代的現代詩的世代交替是一場沈默的革命，沈默的原因是因為詩壇的內向化與小眾化已形成具體的事實。而九○年代的新世代詩人所面對的，則是更比過去要為嚴酷的、更靜默的挑戰。本文試圖以七○年代以後出生，在九○年代登上臺灣現代詩舞臺的新世代詩人為對象，分析他們所處的文學傳播處境。
貳、臺灣新世代詩人如羅生門般的處境
　　臺灣新世代詩人可以說處於羅生門般的處境中，陷於正負二極的評價裡，細心批閱當代對於新世代詩人的評述，不難發現前行代詩人中，有的對「新新人類」的表現大表失望，也有人挺身為他們辯護。文學研究對於新世代詩人的觀察，往往是評論者自行主觀建構，自然會產生許多迷思。
一、新世代詩人後繼乏力？
　　在預測現代詩發展的討論中，「現代詩將死亡」的哀鳴從八十年代開始，就不斷纏繞在「詩壇」的天空上，詩刊停刊，年度詩選一度暫停，中生代詩人意興闌珊，新生代詩人後繼乏力的耳語，更是迴繞在文壇的上方。
　　對新世代詩人的評價，從鉅觀與非經驗性的詩學論述中，不難發現如是的論調：八十年代之前每一階段的新生代詩人，不論他們對詩社或詩刊的維繫力有多麼短暫，其爆發力皆非常驚人。至九十年代以降，這樣的「風聲」、或「爆炸聲」似乎稀稀落落，近乎渺不可聞，詩的「傳承」面臨了一次極大的轉折點。他們「新世代詩人」非常個人化，無法無所謂而為，而又不易成為英雄。他們比前行代詩人面對的困境似乎更大。（白靈，1996:702）
　　新世代詩人真的交不出耀眼的成績單？現代詩將終結在90年代詩人身上？在文壇世代交替的風潮中，無論是執迷於文學世代是代代相承的關係者，認定一世代必然會承接上一代所創造的遺澤，或是把詩壇生態視為金字塔結構者，往往對新世代詩人是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林燿德（1991:39-44；1991a；1996:427)曾經不止一次表示，無論以量或質的觀點檢視新世代詩人的表現，他們在詩創作、詩評論、文學活動參與上，都有極為具備份量的作品產出，」並且已經建立出具有獨特性、專屬性的題材。就以最近興起的網路詩社《晨曦詩刊》為例，在成立短短五個月之內就累積了千餘首詩創作，在版上發表作品的詩人高達五十餘位（高世澤，1996：4），頗有「平地一聲雷」的架勢，似乎就正以作品為自身的表現作辯護。
二、新世代面對深沈的影響的焦慮？
　　詩評家孟樊(1993:281-3)曾經借用布魯姆（H. Bloom）的「影響的焦慮」的觀點，來描述新生代詩人所面對的處境。
　　孟樊借用布魯姆的這一觀念，是指新世代詩人會有類似的「影響的焦慮」，尤其是面對前行代已經功成名就，能夠創作的典型都已經被開發殆盡，新生代面對前行代，在獨創性難求的情況下就遭受到龐大的壓力，往往被壓的喘不過氣來。這種必須要超脫出前行代影響的矛盾（新生代受到前行代影響而又想要超越之），焦慮感就產生了。進而以心理自衛機制來講的話，此時就會產生「誤讀」（misreading）的情形。而他進一步評價：新世代詩人在九○年開始雖然是「穩重沈靜」，然而所謂「穩重沈靜」的反面說法，其實是「意志消沈」。綜觀新世代的詩作，除了後現代詩另闢蹊徑外，幾年下來的表現，不僅不能超過前行代，也不能超越自己。（孟樊，1995：360）
　　新世代詩人「信奉」此一觀念者不在少數，楊宗瀚(1996:4)就企圖樹立出不同世代詩人「渴望誤讀」的對象，並標舉出詩歌系譜上一些「強者詩人」的座標。有趣的是他明確地舉出羅智成與夏宇是六○年代出生的詩人渴望誤讀的對象，而卻不認為七○年代出生的「新新詩人」有真正渴於誤讀的對象。深究孟樊與楊宗瀚兩套淵源相同的論述，何以在解釋事實層面上出現歧異？事實上，前者的概念建立在詩壇已經存在典律的前提上，而後者則根本否認前一世代詩人的成就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無異否認了七○年代誕生的「新新世代」詩人面對著深沈的「影響的焦慮」。
三、本文分析的策略
　　對於上述羅生門式的爭議，不同論述建構出的新世代詩人的面貌，可能都有部分真切，也有部份失真。本文既然試圖描述臺灣新世代詩人的處境，勢必也面臨另一次構念的程序。本文不打算追究像是「臺灣新世代詩人是否能夠傳承薪火？或是新世代詩人在語言建構、創作內涵上所受到的影響？」等這類看似重要，但卻無從下手的空泛問題。也不擬採用葛蘭西(Gramci)的「文化爭霸論」的觀點，用以詮釋文學傳播與文學社會學的現象中，新世代詩人如何與前行代詩人爭奪主導權的策略。而是要問：在現實的文學傳播情境中，新世代詩人正在什麼樣環境下進行文學實踐？這些當代的詩人面臨什麼樣的傳播困境？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有必要在論述前先表白方法論的立場。一方面，筆者相信文學傳播研究必須建立在傳播行動者的活動之上，把創作者置於文學社會系統以及更大的社會系統中觀察（Schmidt, 1983）。另一方面，英國文化研究者Hall(1980; 1989;1991)再三提醒我們，語言及論述往往是經由意識型態加以構連(articulate)，文化構連的「環扣」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兩個不同元素形成一個統一體，但這「環扣」並不是永遠都是必然的、被決定的、絕對的以及本質的。既然意識型態的字眼與元素並沒有必然的屬性，像「新世代詩人」同一個字眼，自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與其他社群的語言構連。
　　因此，本文儘可能地採取經驗-分析式的方法，回到新世代的族群中，讓他們發聲並詮釋自身的處境。為了避免主觀臆測，我們嘗試走進傳說中的文學烏托邦—-大學校園，一方面，對校園內的社團以及跨校際社團進行調查；二方面，對重要的團體負責人如植物園詩前社長楊宗瀚、淡江大學拓詩社前任社長丁威仁、東吳大學文藝研究社社長邱稚宣、以及晨曦詩刊主編高世澤等人進行深度訪談，希望能夠反映出今日校園中現代詩社團的真實狀況。
　　不過受限於人力、經費與時間的限制，本文所進行之訪談與調查，大體上侷限在大台北地區的大專院校，以及網路上出現的團體。抽樣的不完整與未能系統化，是本研究在方法上的一大缺陷。雖然如此，我們仍希望藉著這樣一個初探性質的討論，能初步獲取對對新世代所處社會情境的瞭解，以期進一步面對他們所處的困境加以分析，試圖發掘潛藏在數字背後的問題，讓讀者能夠較全面地掌握新世代詩人在整個文學版圖的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