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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介紹希臘出版狀況的文章裡,一位出版商這般說著:「希臘人有兩大雄心,出版自己的詩集,或是當個出版商──出版自己喜歡的。」希臘的書店充塞著無數的詩集,而廣
受歡迎的詩作更是屢見不鮮。其他的歐洲國家在工業革命以後,隨著布爾喬亞的品味而選擇了小說作為主要的教養和休閒;然而,在希臘,小說的魄力卻是遠遜詩詩的。
希臘的歷史是不同於其他歐洲國家的。儘管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根源,但現代的希臘卻是歷盡無數異族的侵入,最後才在1821年獨立戰爭中,結束了奧圖曼帝國(土耳其)四百年的統治。
隨著獨立,官方指定了十八世紀末新創的一種文字,「簡潔語」(purist),作為法定語言;所有的正式場所都必須用這種簡潔語:政府、商業、收音機、報紙和學校。然而,人們日常生活裡經常使用的卻是,「通俗語」(demotic)。通俗語是十一世紀開始流傳的,目前的語法和十五世紀拜占庭帝國時代差異不大。簡潔語是稠密而綜合性的,通俗
語是迂冗而分析性的;希臘現代文學的發展,隨著十八世紀時,民間詩透過通俗語而具形後,也就捲入了這兩種語言之間熾烈的爭執;直到通俗語取得優勢。然而,語言的課題並未完成。通俗語有著豐富的關於具體的字和句,但卻缺乏藝術和科學範疇裡抽象意念的字詞。這些語言的課題,成為希臘現代文學的挑戰,也促成了豐碩的成果。
希臘詩從荷馬的經典作品開始,歷經了基督教、拜占庭和中世紀各個時代,在奧圖曼帝國,終於在民間歌謠中找到了出路,進而在獨立後開始盛放,出現了Andreas Kalovs(1792~1867),Dhionysios Solo-mos(1798──1857) Kostis Palamas1859──1943)和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iz,1863──1933)等著名詩人。
到了三○年代的希臘文學,隨著在小亞細亞的挫敗,以及世界各國為社會而文學的傾向,知識份子思考希臘前途的同時,也開始思考以散文(小說)來取代領導當時文學主流的
詩。主張這一看法的知識份子認為,當時的詩並未能解決幾個主要課題和當時的需求:詩沒辦法解決語言問題,因為除了卡瓦菲斯,當時的作品幾乎沒法給合通俗主義(demoti-
cism);閱讀人口的持續局限,造成民族文化的障礙;當時都市化的要求;還有,詩在當時似乎已經無法適應環境了。當時,整個西方歐洲的經驗開始湧進希臘,知識份子也期待小
說能在民族文化中扮演著現代化(或者歐洲化)的角色。然而小說在希臘文學中卻是沒有西歐文學傳承的基礎,除了卡山扎基斯(Niko kazant-zakis,1883──1957,即《希臘左巴》、《基督最後的誘惑》的原作者),加上另外三四位略有成就的小說家,再也沒預期中的衝擊了。
相反的,前述幾個課題卻被詩一一克服了。四十年代的希臘現代詩又激起新的高峰。除了日益受到重視的卡瓦菲斯外,新躍起的詩人主要以雪菲利思(George Seferis,1900
生)、李愁斯(Yannis Ritsos,Elytis,1912生)最受囑目。其中,雪菲利斯和伊移提斯分別在1963年和197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李愁斯則是1977年獲列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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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愁斯是當今希臘詩人中最被廣泛翻譯的,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但是他也屢次獲得西歐地區的許多文學獎,即使是最忽略他的英美地區,也有近十本不同的詩選譯本。阿
拉貢(Louis Aragon)曾在1971年法國知名的文學雜誌〈Les LettresFrancaises〉上公開撰文推崇,標題就直接題為:「最偉大的當今詩人名叫約尼思‧李愁斯。」他幾乎囊括了東西兩大陣營的主要國際文學獎,唯有在屢獲提名的諾貝爾獎,在另一位同時提名的希臘詩人伊利提斯獲得獎以後,恐怕是沒機會了。
從1909年5月1日出生在小亞細亞Monemvasla以後,他的一生充滿永無止境的苦難,始終與疾病和政治的害相對抗。他的父親原是一位地主,1924年,李愁斯隨著大批撤退的希臘人來到雅典,繼續中學教育,同時也靠抄寫法律文件和其它僕役工作維持生活。兩年後,十七歲的他發現自己也身罹結核病,從此五年在療養院渡過,也開始他終生最重要的兩大職業:寫詩和繪畫。這時,他也接觸到馬克斯主義,促成他終生參與共產黨。
經歷了幾個療養院後,結核病終於穩定下來,他在雅典許多劇場團體裡任舞者和演員的工作。1934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拖曳機》,開卷的第一首詩所呈現的信仰,呼應了他一生的災難:詩,是一種活下去的方式。他的詩成為母親的代理人,自始至終的要務就是要讓那些註定受災難和倖存的女性群眾出頭。在第二本詩集《金字塔》後,他寫下長詩《墓誌銘》
(1936),一位母親慟哭著罷工中因為警察野蠻鎮壓而死的兒子。這時集廣受歡迎,第一版的一萬冊銷售一空,他成為希臘主要詩人之一,卻也因而遭到當時美塔克沙斯集權統治的
公開焚毀。不久又舊病復發,他不得不回到療養院,甚至到二次大戰數年間都是在臥床養病,但大量寫作的習慣依然持續。他的作品開始脫離格律的限制,教條式的描述明顯減少,但音樂性卻大大提昇。
戰後的第一次內戰,他投入北希臘的「民族解放陣線」(EAM),替馬其頓人民劇場寫劇本,直到停戰才回到雅典。然而第二次內戰時,他立刻遭逮捕而在集中營渡過四年,但
依然寫著詩,包括《流亡記事》三部等作品,都是藏在瓶子裡的。直到1952年釋放回雅典,他在報社工作,加入「左翼民族聯盟黨」(EDA),和薩摩斯島的一位女醫師結婚,作品也開始固定出版和發表。
1956年力他以《月光奏鳴曲》獲希臘國家詩獎,作品開始受到國際間的囑目而翻譯成其它語文,特別是法國。而他也經常到東歐各國和蘇俄。
1967年,因為政治信仰又遭Pa-padopoulos軍事政權拘捕了。這次的拘撼立刻遭到國際的抗議,成千的藝術家和作家為他簽名,包括畢卡索、葛拉軾、亞瑟米勒、涅魯達、沙
特……等人;迫使軍事當局次年改將他放逐到薩摩斯島,直到1970年。
1972年檢查制度取消,他的作品才再度得以發行。國際間的文學獎陸續湧進,包括Knokk-Zout國際雙年詩大獎,保加利亞Dimitrov國際獎、法國Alfred de vigny詩獎、西西里Etna-Taormina國際詩獎和蘇俄列寧獎等,另外獲選為Meinz學院和馬拉美學院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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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詩人中,他和同輩的中南美洲詩人涅魯達(Pablo Neruda)是最常被評論者相提並論的。他豐碩成秩的作品,在所有知名作家中,可能也只有涅魯達堪與比擬;而且,他
和涅魯達都是共產黨員,也是「人民詩人」,不論意識形態或寫作上的參與態度,都有相近之處。然而,他和這位智利詩人最大的不同,是他緣自民間歌謠的血脈。他的作品往往是市
井小民琅琅上口了,然後才受到知識份子的喝采。也因為如此,希臘知名作曲家Milis Theodorakis將他的許多作品編譜成曲,更是促成他在民間的廣泛流傳;其中〈Romaiosyni〉一詩所譜成的歌曲,成為希臘左派的國歌。
除了創作,他也翻譯各國的詩,包括土耳其的希克梅特(Nczim Hikmet),古巴的篡連(Nicolas Guillen),蘇俄的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布洛克
(Alexander Blok)和愛倫堡(IlyaEhrenburg),匈牙利的約瑟夫(Attila Yiosef),法國的艾呂雅(Paul Eluard),還有Nervaland Michaux、Dora Gabe等人作品。
從這份名單裡,可以看及他涉獵的廣泛:幾乎二○年代到四○年代所有活躍於國際間的左翼詩人,不論前衛派或現實主義,全部包括了。而這些翻譯工作也豐富了他的技巧和視野。
他雖然面臨重重的限制,政治上的放逐,疾病的隔離甚至開刀,但這一切反而成為他繼續創作的力量。正如他自言:「在警哨的嗅鼻下」完成的。根據他喜歡附上日期的習慣,可
以知道他每天可以寫三、四首詩,集成難以計數的出版作品。唯一可以查到的數目,是1978年他69歲那一年,總共已有七十七本詩集、兩本戲劇、一本散文、和十六翻譯。
要從這眾多的作品裡仔細敘述風格是不太容易的;每一冊的眾詩裡都有著相關的意象和主題在重覆中呈現差異;每一作品反映著希臘的風景和歷史,其中的象徵,再現了詩人在現
代希臘中所看到的困境。李愁斯個人身處極權下的經驗,成為最主要的思源。譬如在1975年《遠方》詩集裡,1967──74的軍事政權就再三呈現──但不是赤裸的教條指控,而是日常生活中更深沈的意象。如〈邁向週末〉一詩:
深沈的聲音在更深沈的黑夜傳
來。
於是坦克經過。於是天亮。
於是聲音再度傳來,更短促,更
前入。
牆是白色的,麵包紅的。梯子
幾乎都是垂直靠著街燈。老婦人
撿拾黑石頭一個一個的放入紙袋
裡。
這是李愁斯在這個時期的典型風格,也是他幾個成熟階段之一:沒有權威口吻的評論,沒有操縱其中的敘述者聲音,只有現實生活中呈現的赤裸影像,但這些影像卻隱約有著深夜夢魘
折磨。
還有另一首經常收入各類選集內的詩〈那聽得見和聽不見的〉:
突然出乎意外的動作:他的手
快快抓緊傷口止住血流,
雖然我們沒有聽到任何槍聲
也沒呼嘯的子彈。過一會兒
他放開手並且微笑,
但再一次慢慢移動手掌
按向同處。他掏出錢包,
禮拜地付錢給待者,離去。
然後小小咖啡杯自己破裂了。
至少這是我們聽得清清楚楚的。
他透過日常生活中都隨時可以看到的背景,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人的生命處在軍事集權下,顯露出瓷器一般的脆弱,而且一個人不用去看不用去聽,就可以在每天的街頭證實了。艾呂雅等人的超現實主義的影響是明顯,但他進而以更日常生活的意象、更公開的方式指向社會政治。他的超現實不再是潛意識的混亂,相反的,這無人的語調反而令人想起卡夫卡的寓言。
他在六○年代〈月光奏鳴曲〉以後的一系列長詩裡,騰出了相當的空間在修辭上進行自我學習,例如〈死屋〉1959,〈窗〉1960,〈在山的陰影下〉1962,以及重述古老神話的詩作。這些作品都是戲劇般的獨白,而敘述者都是女性。悲鬱的氣氛完全籠罩在囚錮的感覺裡,早年的直接控訴,早已被他呈現出的結構性的陰影取代了。
1970年出獄以後,李愁斯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直到今天,他的詩集卻依然暢銷如昔。早年詩裡經常呈現的四海一家的理念,開始滲雜了淒涼的景象,幾乎「啞口無聲了,一點姿態也沒有」。從不止斷的生活悲劇,使得他的理想主義也蒼茫了。在《盲者聖經》(1972)裡有一首〈群眾之言〉裡,提到一個人「嘴巴張得大大的,卻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到了結束時,這麼寫著:
誰將允許對這些有罪者的任何原
諒或懲罪?「我,」他大喊一
聲。「我,」他又喊了一聲。
「甚麼意思,你?」我們問他。
他用剪刀剪下自己的左耳,塞進
自己的嘴巴裡。
但是他還是用詩繼續說話著。
李愁斯曾經在私下和公開的談話裡,認為個人和政治是始終不可分的一體;而詩人,應是「人性世紀末」的代表符號,希望藉由這階梯來提昇、喚醒人性的復甦。在他第一次遭
囚時的一首長詩〈燻黑的陶鍋〉,詩成為人和人互相殘害時維護理想之媒介;詩是失去自由之囚犯的代用食品。對李愁斯而言,不論困境或破滅,詩還是不變的:寫詩就是一種使生命繼續活下去的方式。(本文感謝詩人夏宇提供資料)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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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ollection “word Literature
Today,Summe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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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as Savvas tr.”Chronicle ofExile “Wire press,1977.
⊙ Peter Bien “The Predominance of Poetry in Greek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Today,Spring 1985.
⊙ Denise Harvey “Poet,Priest andPolitics “New Stateman,12 June 1987.
文章出處:
現代詩復刊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