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學】呂剛
沈奇詩學批評述評
──《台灣詩人散論》的迴響
沈奇是從詩歌創作轉入詩學批評的。有著二十年以上詩齡的沈奇,於一九八六年四期《文學家》發表了集數年思考而成的全面評價第三代詩人的重要論文《過渡的詩壇》,引起詩界強烈反響,從此他把主要精力投注到現代詩學批評,尤其是對第三代詩人、詩歌的研究上,時有重要文論刊發。九一年五月,沈奇在西安與台灣著名詩人張默、大荒、管管、碧果結識,隨後漸次開始了對台灣現代詩的研究。九四年,他又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到北京大學,師從當今著名詩學專家謝冕教授研習一年之久,在理論上打下更加厚實的基礎。其間,他繼續潛心於台灣現代詩學研究,發表了一批很有份量的研究論文,在兩岸詩壇引起大的反應。九六年,積數年之成果,結集出版《台灣詩人散論》。至此,沈奇在詩學批評的路途上整整跋涉了十年,共發表詩學論文三十餘篇,出版詩評論集一部,還編選了七十餘萬字的《西方詩論精華》及《台灣詩論精華》,可謂所獲不薄了。
當然,數量上的多寡從不足以用來說明問題的實質。那麼,拿什麼標準衡量一個有成就的批評家呢?我認為有兩點至為重要︰1.批評的個性。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必然以其具有藝術性的批評文本表現出獨特的批評個性。二理性上的貢獻。一個重要的批評家,必定以其具有突破性、創建性的理論影響當時文壇,並在文學發展史上確立自己的位置。實際的情形是,有的批評家優秀但不重要,有的批評家重要但不優秀,有的批評家既優秀又重要。以此標準檢視沈奇的詩學批評,我認為他屬於後者。
指認沈奇是一位優秀的批評家,是因為在他所提供的那些極具藝術性的詩學批評文本中,表現出的與眾不同的批評個性。
(一)從文本出發的本色批評
從文本出發,而不是從人或別的什麼東西出發,這是保證本色批評的出發點和可靠依據。文本是詩人存在之根本,詩人最終要靠作品說話,而當下盛行的批評異端恆是拋開文本本身,隨意潑灑的專為作者欺世的「捧場」筆墨。閱讀沈奇的批評文章,我發現,在他的批評視野裡「沒有詩人,只有詩。」(註一)
《靜水流深》這篇長達六○○○餘字的詩評,來自許多年前某個深秋的早晨,一位未名的校園女詩人的天才詩作對他詩性靈魂的真誠約請。在文中,通過對詩歌文本的細致解讀,沈奇認為,楊于軍是「那種天造自成式的特殊的詩人」,「她的詩根子似乎扎在一個我們不熟悉的地方」,「她的詩格外是本能的,表現了她天性深處的東西,保持了她自己對生命、自然和世界獨特的感悟和由此產生的獨立的詩性。」(註二)幾乎是一夜之間,楊于軍的名字和她的詩作便頻頻閃現在《飛天》、《詩刊》、《人民文學》、《作家》及《詩歌報》等大型刊物上,並入選數種詩集。九十年代後期,青年詩人伊沙和他的頗具後現代色彩的口語詩走出陜西,響遍大江南北;青年詩人李漢榮與他的頗具「野心」的現代浪漫抒情長詩日漸為詩壇所重視,都得力於沈奇伯樂式的發現與推介。當然,沈奇相的是「馬」,而不是馬的主人或別的什麼東西。
在台灣詩學研究中,沈奇堅守一慣的批評立場,潛心細研文本,絕不人云亦云,好處說好,壞處說壞,顯示了誠實批評的本色和力量。鄭愁予是名重台灣詩壇的大詩人,沈奇並未閉著眼睛,好歌送到家。在美麗的錯誤一文中,他既肯定了前期的詩人因錯開主流詩潮,保持個在本真寫作,而形成的獨具一格的「愁予詩風」,也毫不保留地指出,晚期由於「錯開本土,錯開母語環境……在異國他鄉中創作的、新的愁予詩風,便大變了味。」(註三)相反,詩人大荒在台灣詩壇名不甚大,位不甚高,然而,一部《存愁》使沈奇無法避開一位真正的詩人而言他。在歷史情懷與當下關切長文中,沈奇用較多篇幅對長詩存愁的意義價值向度進行剖析,指出「為歷史作巨鏡,為蒼生刻大碑,是詩人大荒發自生命底蘊的意願。故大荒的作品一開始就避輕就重,以個體生命與歷史交融為一,作為「血的蒸氣」,作為「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魯迅語),關注大時代、大狀態、大生命意識,且以大意象、大構架、大詩、長詩的藝術空間予以容納和展現,充分顯示了一位高品位詩人的大家氣度。」他認為,大荒的詩「盡管尚有某些未完全突破的局限,但他的基本風骨,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失的,他的詩,是為那些心智成熟了的人們所寫的,或不為當下所青睞,卻可能為歷史所銘記。」(註四)
不「求疵」,不「捧場」,從文本出發為作者設想而不為作者欺世,保持一種健康本色的批評姿態,這是沈奇獨有的極具個性的批評立場。
(二)獨特的切入角度
從文本出發是健康本身批評的基點,並不能必然構成有個性的詩學批評文本。時下流行的那種「引述評」式的作品到作品的浮淺的公式批評便是明證。
沈奇的詩學批評文章,幾乎每一篇都別具一路,面目各異,既不落俗套,亦不形成固定的範式,關鍵在於獨特的切入角度的選擇。
當然,切入角度的選擇,深入離不開相應的詩學理論的關照。獨特的切入角度也就是為相應的理論提供恰當的切入點。
沈奇在對存在的開放和對語言的再造一文的上篇論析★弦詩歌的「精神向度」時,把反駁「論者稱★弦為抒情詩人」這一「誤讀」選作文章的切入角度,用現代詩學理論作支架,從詩人「面對存在」所持有的「消解非反抗的」「態度」,「走出情與夢鎖閉的現代詩」,同外部事物對話,「將它看作是可言說的世界一部分」的觀察「角度」,「客觀、冷凝、超然情外」的感受「方式」,以及「超現實、跨時空」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詩歌精神等幾個方面,揭示了★弦詩歌「徹底的現代主義」的本質特徵。下篇仍以現代詩學理論十分關注的詩歌語言問題為焦點,把★弦倡導的「準確和簡潔」的「創造語言的不二法門」的詩學原則作為切入角度,分別以「對口語的運用與對敘述性語言的再造」、「濃縮意象與重構非意象成分」、「卓然獨步的戲劇性效果與張力效應」和「趨近完善的形式感」四個方面對★弦詩歌的「語言向度」進行了解析。結果表明,作為一個真正的現代主義大詩人,他的獨特的「話語方式」與他「自身的天性和生命體驗」是「相契合的」(註五)。這樣桶破了「抒情詩人」薄薄的窗紙,一個更為深在、廣泛的詩性世界便凸現眼前,讀者也看清了★弦真實的詩歌面孔。
一個獨特的切入角度的選擇也並非易事。沈奇自白︰「像評★弦的長文,從收到贈書,到下心細讀,做筆記、打腹稿、找思路直至落筆,前後竟一年時間」,其中「難在研讀作品和尋找理論切入點上」(註六)。沒有找到獨特的切入角度,即為理論準備的恰當的切入點,寧可不寫,絕不輕易下筆。這就是沈奇。這就是沈奇極具個性的詩學批評。
(三)散點式研究方式
所謂散點式研究,即沒有預定的研究目標,沒有預設的體系框架,完全順其天性,隨遇而安、隨緣就遇式的研究,「不求學術格局」。沈奇在談及他的台灣詩學研究時說︰「所論作品與詩人,或因一時心熱,或因一時好奇,或恰與當時思考中的詩學問題相契合,無涉價值判斷和功利性操作」。「在這種消解了價值判斷和體系束縛的散點式研究中,批評已不單是關於作品的指認,而成為批評者同作品/作者的一種際遇與對話,注重的是精神的契合和審美激情的開啟。」翻開一本不薄的《台灣詩人散論》,我們發現書中所評論的也不過十三位詩人。沈奇既沒有按照編年的順序依次研究下去,也不是按照約定俗成大詩人、中詩人、小詩人的等級序列分類研究,像余光中、紀弦這樣的重要詩人也不知什麼時候能與他「幸遇」,我們不得而知,恐怕就是沈奇自己也難以知曉。因為這種散點式研究不是說要做就能做的,它緣自批評家「散漫的激情」。沈奇說︰「批評同創作一樣,不能沒有激情,且同樣是可遇不可求。」這種批評方式,把詩學研究也當作「詩意的散步」,雖說缺少了「科學考察」般的周延性,但是,這種散漫的心境,「可以保持每一次投入的鮮活,保持一種誠實而個性化的批評,不致陷於功利,也就同時保證了批評的質量。」(註七)竊以為,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像沈奇這樣執著,堅守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批評個性的人雖非僅見,也屬鳳毛鱗角了。這來自他詩人的本性。
(四)東、西方詩學批評相融合而成的獨特的詩學批評方法。
新時期以來,在東、西方文化大碰撞的時代背景下,東、西方詩學批評的相互融合,取長補短,為我所用,已經成為歷史的趨勢,沈奇的詩學批評方法與其他大多數批評家一樣,也作了這種融合的選擇。然而,融合並非兩種批評方法簡單的相加,其中有一個融合者的主觀調解的因素。如此,這種融合的結果便會因融合者的個性氣質,學識修養、詩學觀念等的不同而各有千秋。沈奇的「散文化批評」取向使他不願將詩歌批評「僅僅看作為一種單一而枯燥的解碼活動,在追求批評的科學性時,完全棄批評的自在性和審美性於不顧」。他認為,詩學批評「是詩之思,亦是思之詩;是論文,亦是美文。」(註八)《台灣詩人散論》可以說是這種詩學觀念之物化形態。台灣每日一書欄目曾這樣介紹此書︰「在評論的過程中,他(沈奇)一部分遵循過去詩詞話的傳統,用了一些很優美的比喻作法,比方說︰他評論到陳義芝的詩時,說他好像在瓷器上面上釉一樣,非常光滑又不影響他原來物質的面貌;同時他也用了一些西方比較文學的手法,他提到米蘭‧昆德拉文學的意境,跟台灣某些詩人的作品來互相作比較。」這段話主要是就沈奇揉合東、西方詩學方法而形成的靈活多變的詩學批評方法而言的。概而言之,沈奇的詩學批評方法是這樣生成的︰他以中國古典詩話、詞話為血肉,以西方嚴密的邏輯批評為骨架,再把自己內在的詩性靈魂安置在這麼一個錚錚鐵骨的血肉之軀上。沈奇的許多批評文本,如一九九五︰散落於夏季的詩學斷想、拒絕與再造、無核之雲系列等都是既不乏理性,同時又充滿詩情的「好讀有味」的批評文章,使灰色的理論之門掛滿了綠色的長春藤。
沈奇不僅僅是一個有著獨特批評個性的,為詩壇提供了具有極高藝術性批評文本的優秀的批評家,他在詩學理論方面的貢獻同樣值得重視。
(一)提出「過渡詩壇」的理論
沈奇是隨著第三代詩人而出場的詩評家。他是「第三代詩歌最早的和始終重要的理論發言人。」(註九)然而,沈奇絕不是一個盲目的吹鼓手,而是歷史清醒的洞察者。
當詩壇多數人沉浸在對朦朧詩的勝利狂歡中時,沈奇及時發表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篇重要論文過渡的詩壇。在文章中,他尖銳指出︰「客觀派對朦朧派是一種歷史的否定,但絕非歷史的代替,」「新的多元化的詩歌群體在朦朧詩之後全面發展與形成,標誌著當代中國詩壇漸次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過渡時期」這一論斷無疑給當時詩壇降了溫、敲了警鐘。沈奇認為,詩人、理論和批評家都應認清自己所處歷史階段的過渡性,多一份冷靜和自省,少一些偏執和浮燥,不要駐腳於輕易的「拒絕」,須向艱辛的「再造」投足,「過渡」需要革命,「過渡」之後更需要自身的建設(註一○)。「過渡理論」的要義不僅對當時的詩壇有指涉意義,而且它對今天,乃至未來的詩壇都會有所裨益。
(二)揭示「運動情結」
「運動情結」是沈奇從傳統文化角度揭示影響現代漢詩發展的病根之一。
沈奇在回顧和反思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運動發展態勢後,指出︰「我們在過去十年的策略性運作中,不知不覺所藉重的運動情結,已同樣不知不覺地形成了新的遮蔽。」(註一一)他認為︰「一場文學運動,在其發動初期,必然要依賴於一種群體的驅動力,而一旦形成並走向成熟期後,這種群體的驅動的慣性則常常導致負面效應,不及時消解,便成沉★。」(註一二)長期以來,詩壇上,詩人此起彼落的創新舉旗、趨流趕潮、理論與批評家的「搶山頭」、「佔領理論制高點」,都是「運動情結」在作祟。基於此,沈奇認為要從根本上消滅一切新、舊「運動情結」,提倡獨立思考和科學精神,「返回自身」,返回詩,「從混雜繁亂的巿場和運動會退出」,「轉為水靜流深式的個體勞作」(註一三),真正創建「面向未來的現代漢詩之詩學殿堂」。
(三)明察「角色意識」
沈奇認為「角色意識」是一個長期被忽視了的「理性問題」。在《角色意識與女性詩歌》一文中,沈奇對包括性別角色意識的所有角色意識進行了檢視和清理,結果發現,「整個中國現代詩潮的進程,多見於角色生命的出演而難得有本真生命的自由呼吸。」他進一步指出︰「無論在男性詩人或女性詩人那裡,角色意識一直是個被暗自加強的東西,只不過在女性詩人那裡表現得更為明顯、特別亦即多了一層性別角色而已。」沈奇認為「藝術生命的最高層面應該是超性別、超角色的,由此才能觸及到人類意識之共同的視點和深度,去混沌而真實地把握這個世界。」所以,只有退出角色,才能進入生命的本真寫作。引伸一步講,「退出角色便是退出至今困擾我們的二元話語場,去尋求另一種話語方式,乃至對所有既成話語範例、模式及權利的全面清理和重構。」其意義已經超出詩學範疇,涉及到社會,人生更為廣深的層面。
(四)提出新詩「三大板塊」理論,確立台灣現代詩之歷史地位。
台灣現代詩與大陸現代詩同出一源,由於歷史的原因,五十年代後各自為陣,但畢竟都在不同的環境氛圍中為現代漢語的發展盡了力。新時代的到來又為兩岸詩壇提供了共同發展的良機。因此,沈奇認為應該從一個大中國詩壇的概念出發,重新審視現代漢詩發展史態。在中國新詩的歷史定位與兩岸詩歌交流一文中,沈奇提出了新詩「三大板塊」理論。沈奇將中國新詩八十年(至世紀末)的發展歷史,劃分成三大板塊︰第一板塊為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新詩拓荒期;第二板塊為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台灣詩壇;第三板塊即大陸自七十年代末崛起,橫貫整個八十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歌大潮。
他指出︰「三大板塊構成中國新詩山系的三座高峰,共同的標誌是︰一、擁有一批水平很高的代表詩人和詩人群體;二、產生了大批有廣泛影響的詩作品;三、形成了整體的詩歌運動,並由此推動了中國新詩的發展,乃至促進了整個文學的繁榮;四、對新詩藝術的成熟有突破性的貢獻;五、與世界文學的對接和與人類意識的交匯。」
這一理論的提出不僅提供了宏觀把握中國新詩發展的尺度,更重要的是給了長期被大陸詩壇忽略的台灣現代詩以應有的歷史地位。
沈奇在台灣詩學的研究上成績卓著。他從九十年代初致力於此,發表近二十篇很有份量的論文︰「其中如《★弦詩歌藝術論》以及關於台灣重要詩人向明、管管、碧果等的研究論文在海峽兩岸獲得了廣泛的關注。」(謝冕語)九六年出版的《台灣詩人散論》一書,再次引起兩岸強烈的反響。大陸著名詩評家陳超稱讚此書「寫得頗有深度和專業作風。」(註一四)著名學者陳仲義認為,沈奇「對台灣文學的研究真正進入深層次。」(註一五)可以肯定地說,藉助於沈奇對台灣詩學的「深層次」研究取得的成果,以及他所提供的精彩的批評文本,大陸詩界對台灣詩學真正的精神面貌有所了解,漸次廓清對台灣詩歌美而小、精神堂廡不大的誤識。沈奇以一個大陸詩評家的身分,潛心於台灣詩學研究,相信通過他的努力必將促進兩岸詩壇「世紀之握」的步伐,從而更加有力推進中國現代詩的發展。沈奇的這一努力,也必將歷史所銘記。
至此,沈奇作為新時期一位優秀的,同時又是重要的批評家的名份似乎已經成全了。但是我肯定地說,沈奇不會接受一個虛空且又惹眼的東西的,在我這裡也只是借來一用,意在指出沈奇詩學批評的個性特徵及其在詩學理論上的貢獻罷了。上文我著重從積極的一面對沈奇十年來的詩學批評作了一番檢視,絕不是一味說好話。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一樣,沈奇詩學批評的長處與短處,優點與缺點,特點與局限也是相伴共生的。比如他說︰「就現代詩學來講,我向來習慣於去檢視其發生與發展的進程中多了些什麼,少了些什麼,而不願糾纏於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沈奇所自喻的這種「化驗師」的身份,總讓人覺得態度的模糊,立場的缺失;再如,沈奇詩學批評中那種「散漫的激情」,致使他對許多有影響的、重要的詩人的「漏評」,也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
註
註一︰見沈奇誰是詩人──當前詩壇斷想、、,原載《詩歌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一日一版。
註二︰見沈奇靜水流深──評楊于軍和她的詩,原載《社會科學探索》一九八九年一期。
註三︰見沈奇著《台灣詩人散論》第二六二頁,台灣爾雅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註四︰見上書第五四頁、八十頁。
註五︰見上書第八六一一六頁。
註六︰見上書第三二七三二八頁。
註七、八︰見上書作者自序文散漫的激情,固守的詩誼。
註九︰見伊沙詩城守望者,原載《文化藝術報》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三版。
註一○︰見沈奇拒絕與再造──談中國當代詩歌,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誌一九九二年四月總第十期。
註一一、一三︰給沈奇運動情結與科學精神,原載台灣《創世紀》詩刊一九九三年四月號。
註一二︰見沈奇沉寂、造勢、導引、清理、以及……當前詩壇若干問題,原載《詩歌報月刊》一九九四年六期。
註一四︰見陳超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致沈奇信。
註一五︰見陳仲義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致沈奇信。
文章出處:台灣詩學-20期_詩刊體檢專輯_1997‧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