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學】徐聖雲
詩人簡介
徐望雲，本名徐嘉銘，男，民國51年生，籍貫為廣東省蕉嶺。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曾任中廣臺灣臺節目製作、環球日報藝文版編輯、「聯合文學」編輯、「新陸」現代詩社社長以及出版社企劃顧問、總編輯。
曾獲得優秀青年詩人獎。著有詩集《革命前後》、《望雲小集》和《傾訴─徐望雲情詩集》散文集《好吃鬼小銘的搞怪日記》、《如果有人問起》等作品以及《帶詩去散步─詩學初步》論著。
其詩風格大約可分為二：大學與軍旅時期，以古典抒情為主，並重視意象與語言；第二階段則切入社會寫實批判。就散文而言，則語言平白，著力在挑動讀者閱讀的興味及情感
讓現代史詩站上起跑線
──以陳吉光〈李陵答蘇武書〉與羅智成〈離騷〉為例
無疑的，今天我們談「史詩」，其概念多半來自英文的EPIC，在《西洋文學百科全書》中對此字的解釋，即強調「英雄冒險的長篇敘事詩」（註①），但因為一個「史」字，衍伸出一些爭議──它是否必須與「歷史」有關？它需要根據史實加以鋪陳嗎？或根本就是虛構的歷史？
龑鵬程曾在一篇〈史詩與詩史〉（註②）的論文中，將二者做一比較，將「史詩」列出了幾個特性：一、史詩自始即瀰漫著神秘色彩，吟唱者也以神祇的代言人自居。二、史詩乃英雄的行傳，即使後來演變成個人自傳，也仍側重於個人生命的表現。三、史詩……
譬喻的使用，只是純修辭學的。四、史詩借資吟唱，且篇幅擴大。
五、史詩是大眾的娛樂
……就史詩而言，歷史只是材料。（註③）
龑文在行文間，其實對史詩多有貶抑處，這點，齊邦媛先生在對龑文的〈講評〉中也多有闡述，此處不擬贅述。不過，龑鵬程的確抓住了西方「史詩」的基本概念，而照西方的觀點來看，在中國傳統的文學史裡頭，坦白說（也不用自卑），的確是沒有西方「規格」的「史詩」。
這就跟討論中國為何沒有「悲劇」的角度類似。
說實在話，單從「詩學」的立場而論，中國古代產生不出像西方那樣長篇敘事的詩篇是可以理解的，有個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國的文字本身，即等於是為「抒情」而設，即便沒有「詩言志」的明訓，我想，中國詩歌依然會朝「言志」（個人抒情）的方向走，因為中國文字的造型基礎，即是以「實物」為體，日、月、山、河……等象形字不說，就算複體字如「燈」（火）、「明」（日、月）、「星」（日）、學（子）……也必然多會有「實物」含嵌其中，使得「實物」與「抽像的意義」間，含藏了一種特別的關係，直接（或間接）的，也就成了「譬喻」（明喻、暗喻、轉喻……）的基礎。
以情寄物，或以物（事）喻情……成了中國詩歌中最屢試不爽的一種表現。
如果以「敘事」，甚至長篇累牘的敘述一樁故事始末（如西洋『史詩』那樣），作為詩的內質與形式表現，對中國的詩人來講，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那顯得浪費，也無法顯出詩人運用文字的能力。
中國民間「習俗」，常以「團圓」作為生活（或生命）裡頭最基上的要求，過年時要吃「團圓飯」，如有遊子不能及時趕回，也會為其擺上一副碗筷，以象徵「團圓」了，所以，沒有「悲劇」、沒有「冒險」的情節進入詩人的創作靈感，是可以理解的。
這些說法，不少學者都已提出（我不是第一個），如葉維廉、張曉風……
不論如何，文言體制的詩篇，難以創作「史詩」的文類既是難以改變的事實，那麼，在現代詩歌中呢？
西洋詩，所以可以發展出「長篇」體制，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文字本身即是「敘述性」，一個中國的「日」字，英文就必須有三個字母組成──s. u. n，而且，sun與moon（月）無法複寫出一個新的字意（如中文的『明』），而中文的一個「明」字，就有「光明」、「清楚」、「瞭解」……多層意義，使得中文的「機能性」確要強過西洋（英文），抒情味也就不遑多讓了。
可是，現代詩，既是以白話為內容，白話，當然首重「敘述」，撇開「日」不說，我們仍然可用「太」與「陽」兩個字的組合來指涉與「日」相同的東西……，照道理來說，現代史詩，應也有其足以滋生的環境與條件。
在白話現代詩中，文字，不必再背負「凝結意象（或意義）的包袱，它可以大塊大塊地製作意象，用不斷的意象表現來烘托出一個或兩、三個意義，也可以堆砌文字來陳述一個簡單的概念（比如說，許多情詩……）；無論如何，只要詩人願意，要寫出西方「規格」的「史詩」其實並不困難，事實上，這些，有不少「史詩」曾經出現過，比如陳吉光的〈李陵答蘇武書〉（註④），全篇雖以書信的語言進行，但首先，它絕對與史實相符──
漢武帝時代，李陵將軍投降匈奴一事，也有「敘事」般的情節：
二十年前憑著一腔壯志豪情
我孤軍遠征單于的王庭
決心立下大漢的威名
浴血黃沙奮勇忘生
一戰復經一戰
用血汗寫成捷音
一封接著一封
寬慰祖國焦盼的心
那知約定的援兵不至
眼看著噩運將臨
囂狂的敵人湧來不斷
而我刀已折盡箭已用罄
一次次無情的考慮
一聲聲絕望的哀鳴
但我振臂一呼創病皆起
天地垂淚飛雁也知震驚
是戰死是投降祇有兩個選擇
我祇選擇再見到祖國壯麗的顏色
如果她肯多忍耐一時
我必有雪恥凱歸的一日
所引述的一段乃是該詩總共十三節中的第五節～第九節。如果我們不以「長篇」做為我們對史詩的基本期待的話，這首〈李陵答蘇武書〉已具備了（我觀念中的）現代史詩的條件，除了有「歷史」、「敘事」之外，它也有「英雄」（李陵，而且依詩意來看，還是個『悲劇英雄』：在戰死以博得『英勇殉國』，與忍辱偷生之間的抉擇難度，使李陵在陳吉光筆下擁有了古典意義的『悲劇性格』一如伊底帕斯王的『情結』complex）、也有「冒險」（不是旅行的冒險，而是為漢朝庭的延續而出征匈奴，作『生命與死亡』的冒險）。
不過，可資注意的是，陳吉光直接切入了「歷史現場」，直接去面對「李陵投降」這一敏感的政治性議題，卻以另一個角度「詮釋」這一歷史事件，若撇開政治或道德層次的價值判斷，我個人覺得，這必是現代史詩值得開掘的寫法……否則的話，一旦詩語言不過是用來呈現歷史現狀的「工具」，那，讀者何不直接去閱讀歷史教科書，或許還不必拐彎抹角，大傷腦細胞！
歷史是無情的，它明示著，在戰場上忍辱偷生是丟臉的，向敵人投降是無恥的行為，也昭告「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但是，詩會提醒你或告訴你，也許投降者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也有「貪生怕死」的「凡人性格」，他祇想「選擇再見到祖國壯麗的顏色」，而且戰役之所以失敗，也是「約定的援兵不至……而刀已折盡箭已用罄」，誰背叛了誰？恐怕也不僅僅是歷史枯燥的帳面上所能紀錄殆盡的。
除了對歷史的「再詮釋」（或『翻案』？）之外，在「歷史」中再現生命或人性的內涵，理當也是現代史詩的重要內質，這一類型的史詩，個人認為，羅智成，是個鮮明的典範。
例如其〈離騷〉（註⑤）一詩，祇說的時間約莫在屈原投江前的「痛苦行吟」出的心曲，史實的鋪陳在詩中有些薄弱：
是啊，邊界頻繁的馬蹄
已鬆動了宗廟的支柱
金屬的腥味打斷了
辟荔香的逗留
秦地的軍火工業
遮蔽西天的晚霞
巴蜀粗製的謊言
更騙死了高貴的懷王
不過短短幾句，倒是把當時楚國的地理形勢勾勒出了一部分，在羅智成的筆下，如「敘事詩」般的鋪陳一堆已知的「史實」似乎嫌累贅，他以第一人稱切入「歷史現場」，重新演活了屈原這個人，以「現代詩」的觸角抓住了屈原的內質，因此，呈現在作品中，令人感到龐大而具無比的氣魄（儘管他寫的，僅是一個『早期的詩人』），如他將楚國的命運交織屈原鬱卒的心情，寫出這一段：「而南方，你知道／是將經許諾的／第二次，我來到揚子江邊／衣衫停滿沙塵／大陸性氣候的褥暑／荼毒岸旁的甲椒／一陣風沙捲起／耀目的灘邊，一隻牝龍／正痛若地退化／虹抽走它五彩的紋鱗。」
想屈原看當年的楚國，心情亦復雷同吧！
最重要的是，在屈原的史料中，頗符合西方文學理論中所謂的「悲劇性格」，在〈離騷〉中也做了發揮：
黃昏時
晚涼的河邊傳來笑聲
楚地到處有這樣的人
他們不堅持花卉
也不堅持美學
在河上結草而居
網罟為生
好為寓言
我無顏以對
因為血液不同
而且在獨善與兼善之間
兩頭落空
孤獨日日腐蝕著我
像為了要早點歇業
曝曬著滯銷的花朵。
是的，因為「血液不同」，所以，屈原不可能「網罟為生」，老死江上，他必得繼續奔走，為國事、為朝政，然後，眼睜睜看著自己被「孤獨日日腐蝕」……
他如果選擇老死江上，他其實可以悠哉游哉的過足一生，沒有怨懟災厄；但屈原畢竟不忍放棄這一片值得他全部的愛與全部的苦楚、並且也「特經許諾的南方」，因此，他難免以「投江」來做為「前去」唯一考慮──
我將在流動的河水
鑲下我的話語。
「生」與「死」的抉擇，使得屈原成了十足的「悲劇人物」！
羅智成抓住了這個「悲劇」點，再現了屈原這個人，以現代的語言，讓人們（讀者）回到了戰國時代，重新感受屈原投江前沉鬱悲痛的心情。與陳吉光的〈李陵答蘇武書〉的「翻案」不太一樣，不過，他們都同樣重構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背景，使「歷史」獲得
另一重意義。
坦白說，以「歷史」為本，祇說一個大場景的「史詩」在現代詩裡，例子依然不多，即使前面所舉的〈李陵答蘇武書〉與〈離騷〉二首，在「詩」中時空場景的延展上，仍舊不夠恢宏，再者，前二首皆是「第一人稱」的敘述狀態，作者成了詩中人物的「代言人」，與西方強調「第三人稱」，以維持「客觀」敘述（才像『談故事』）的本分亦有所差異。
如果我們可以給了「歷史」的表述方式有融通的空間，而能接納各種「史詩」呈現的方式，我想，也許我們足夠發展出一套屬於我們自己的「史詩」──以「史」為藍本，「詩」（語言）為工具，鋪灑而出我們對歷史的「再詮釋」的結果。
我們以我們的方式去解讀歷史，再以自己的方式創作「史詩」，且在創作當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枝微末節，以史喻義，或為史翻案……都可以是絕佳的表現狀態，端看詩人的感受度、靈敏度與運用文字的能力。
無論如何，「史詩」，在現代詩中，猶是待開拓的寶地，因而，即便本文所舉的陳吉光〈李陵答蘇武書〉與羅智成〈離騷〉，在細部上，都可能與不少人觀念中的「史詩」或有出入，不過，做為一個新的起跑點來講，這兩首詩的「就定位」，仍是值得我們正視。
（註①）我根據的是《西洋文學百科全書》（The Reader’s Encyclopedia，書林版，七十三年九月出版），頁三一七。
（註②）見《中外文學》，第十二卷第二期，頁一○二，七十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註③）同註②，頁一一一。
（註④）見《兩岸》詩刊第一期，頁三十四，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註⑤）見羅智成詩集《傾斜之書》，頁一○四，時報出版公司，七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補錄〉
這篇文章原是為歷史文學會於八十五年六月一日在台中明道中學國學講壇所辦的「史詩與詩史」研討會所寫的論文，由於歷史文學約稿時有字數限制，因而許多問題只是一筆帶過，沒有述及，如第一段所言「因為一個『史』字，衍伸出一些爭議……」，在會場上，我曾再加補述並提出一些質疑，希望能引起現場參加的先進朋友們一齊討論，可惜效果不彰。
我提出的質疑是，既然是「史」詩，那麼：
一、時間上，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分野？比方說，寫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城的戰事，算不算史詩？我想這點大部分人會答「是」。那麼寫五四運動的，算不算？是不是就有點難回答了？再來，寫八年抗戰的算不算？寫六四學運的算不算？再推近一些，寫今年三月第一次民選總統一事算不？它絕對是過去的「史」事吧！
二、正野史的問題。一篇敘述「趙氏孤兒」故事的詩，算不算史詩？雖然它寫的不是「正史」。
三、大、小人物。〈孔雀東南飛〉，焦仲卿與劉蘭芝的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的悲情，算不算？如果撇開時間的問題，那麼焦桐〈懷孕的阿順嫂〉算不算？
四、語言上。這是歷史小說家林佩芬在現場曾提出的，她舉出滿族的〈西遷之歌〉甚至還有藏族的史詩，認為我忽略了這些作品（在他們本族中，這些作品可也都是偉大可傳誦的），並送給我一頂大帽子「大漢沙文主義」，她舉出的作品中，〈西遷之歌〉我知道時報出版公司曾有林佩芬的「譯本」──問題來了，這些民族〈非漢族〉的詩歌〈縱或有『史詩』吧〉，是不是也該列入討論？即使你看不懂它的文字？如果得靠「翻譯本」的話，那誰能保證「譯本」忠實地傳述了原作的真義？或者假使你知道有其他民族的史詩，可是你看不懂他們的語言，則你也必須強不懂以為懂的去「討論」一個你看不懂的作品？
我們是否該站在一個「大中國」（而不是『漢本位』。）的立場來討論史詩或現代史詩，我很擔心這會淪入政治議題，而模糊了其文學的本質。
那麼，如果韓國有史詩，是否也該即刻列入討論？越南的呢？甚至（更過分一點），日本的呢？
五、空間上。這也能闊涉到語言上的問題。若是像林語堂那樣藉英文寫作「京華煙雲」之類以中國為題材的詩篇的話，該不該列入討論？或者，還有一種可能的情形，即是現代資訊發達，吸收國外資訊並非難事，如果我對美國南北戰爭有興趣，想根據李將軍的事蹟寫一篇「史詩」，那麼它可不可以被列入「中國化」現代史詩裡來討論？
……
這些問題，我不預設答，但希望能拋磚引玉，帶動有心人士的討論，為「現代詩」找到一個理論的依據。
說不定，經過大家熱烈的迴響之後，真的能得出一個令創作者與學者都滿意的結果；也可能依然沒有結論，但通過不斷的討論中，也可讓詩人們對「現代史詩」有了一個清晰的印象，進而再創作出更多的現代史詩，為這個時代的文學寶庫再添一筆可觀的資產！
是為記！
〈編輯室報告〉
- 本刊來稿熱烈，稿擠異常，上期預告之尹玲的法國女詩人詩選譯、黃梁的評論等本期仍無法刊出，其他如佑子、羅門、蔣登科、楊克、張國治、楊宗翰……等眾多文章也無法於此期刊出，詩稿亦同，尚望作、讀者鑑諒。
- 未免壓稿，詩作、文章請儘量配合專題，除了邀稿外，文章勿太長，詩作也以一舾三首為宜，字體則儘量勿草寫。謝謝支援，往後幾期專輯，請見「稿約」。
△上期佑子先生〈後設扯言〉一文，有若干謬誤，訂正如下：①頁一二六上第二行Alcohols應為法文Alcools，②同頁上第七行「這一則」應為「這一行」，③同頁上第八則「亞歷山大傳」應為「亞歷山大體」，④同頁下第十行「其命名魚是」，應為「其命名真是」，⑤一二七頁上倒數第八行「這一則」應為「這一行」，⑥一二八頁下第四行「沒人來」應為「沒人乘」，⑦同頁下第六行「後四」應為「後面」，⑧第九行「短歌則」應為「短歌行」，⑨倒數第七行「開體窮索」應為「開櫃窮索」，⑩倒數第六行「詩路後設」應為「詩語後設」。請作、讀者鑒諒。
文章出處：
台灣詩學-18期_小詩運動_1997‧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