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簡介

　　荒林，本名劉群偉，現就職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編有《中國女性主義》和《男性批判》等書。

 

「現代漢詩學研討會」綜述

　　由福建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聯合主辦，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福建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台港文學選刊》雜誌社聯辦的首屆現代漢詩學研討會一九九七年七月廿六日至三十日在武夷山隆重召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漢語詩歌研究領域六○位知名學者出席了研討會。研討會採用演講者主講、講評者點評、聽眾提問的國際研討方式，以誄現代漢詩的本體特徵詵為研討主題，著重探討了現代漢詩的本體特徵與建構策略，就現代漢詩的詩學難題、現代漢詩與現代漢語、現代漢詩與中國詩歌傳統及外來詩歌影響、現代漢詩的發展勢態與前景等難點、熱點問題展開熱烈爭鳴。與會者一致認為這是中國詩歌研究界一次精心籌備、規格高、學習性強和成果顯著的研討會，它的意義將在中國詩歌創作和理論實踐中得到進一步顯現。

一、關於「現代漢詩」的命名

　　本世紀二○年代以來，絕大多數中國詩人都拋棄了過去的寫詩習慣，用「白話」和沒有格律形式約束的自由方式寫「新詩」，被稱為「新詩人」。新詩，隨著白話文的勝利和壟斷日益被體制化，成了二○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神話」，一種存在的「真理」。儘管對新詩的不滿普遍存在，批評和偏正的呼聲綿延不絕，然而，無論「新月派」提倡格律，「象徵派」和「現代派」追求詩質，或是五六十年代台灣提出「新詩的再革命」，大陸主張新詩在古典詩歌和民族的基礎上發展，新詩這一概念的合法性及其蘊含的意識形態上的迷思，卻一直沒有得到有力的質詢和全面的反思，新詩這一概念，在詩學上和美學上能成立嗎？假如它是一個歷史的觀念，它是否符合後來的發展和演變？研討會就此發生熱烈爭議，體現出不同認識角度和相異、互補的觀點。

　　王光明主持的國家社科「九五」規劃重點項目「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課題組，提出將二十世紀中國詩歌，劃分為「白話詩」「新詩」和「現代漢詩」三個階段，因為「站在詩歌本體論的立場，面對二十世紀中國詩歌的歷史和發展，白話詩與新詩這兩個概念，固然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但也體現著中國詩歌尋求現代性過程的種種迷思。白話詩時期，追求的是白話，新詩時期追求的是新，兩個時期的重點都不在詩歌本身價值的追求上面。」王光明指出，「現代漢詩」是對新詩概念進行理論思辯歷史反思後的嘗試性命名，它既針對「新詩」概念的弔詭含混，也基於二十世紀中國詩歌發展的基本現實。從理論上看，「新詩」是與「舊詩」相對的概念，不能標示詩的性質與價值。從實踐上看，「新」與「舊」、現代與傳統，已不像「五四」時期那樣勢不兩立，互相排斥，而是異同互動，吸執轉化，尋求「通變」。從語言上看，「白話」早已發展成相對成熟的現代漢語。使用「現代漢詩」這一文類概念，比較能夠呼應現代漢語這一古今並包，中西合璧的語言形態，糾正詩歌寫作中「形」、「質」分離的偏向，更自覺地根據現代漢詩和現代經驗的特質尋求漢語詩歌的形式和表現策略。

　　謝冕在講評中充分肯定「現代漢詩」的命名意義，「把不穩定的表述予以穩定，使疲勞的追逐告一個段落」。他同時認為王光明的「再體認」，反映出當代詩歌理論家們面對「新詩」的「歷史迷誤」和「當前焦慮」所持的策略，但他擔心這種策略「把新詩的自由詩和格律都否定了」，「對新詩革命的歷程和成就怎樣進行評估？」

　　駱寒超提出，「現代漢詩」的問題，主要不在於「新詩」面對「現代漢詩」的困難，而是如何展開實踐及實踐與「現代經驗」互為轉化。沈奇則質疑，是不是「現代漢詩」造就了「現代中國人」？「新詩」是不是表現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

　　劉福春在《新詩︰遠離漢語的寫作》中，認為中國「新詩」經歷了三度語言演變，在初期的「白話」寫作中切斷漢語傳統，顯意識寫白話潛意識寫舊詩；三、四十年代形成口語寫作傳統並出現艾青、馮至這樣的優秀詩人；其後詩歌語言首先受意識形態話語干擾，而後受翻譯語言影響，年輕一代詩人處於與「現代漢詩」相隔的「玻璃走廊」之中。

　　香港大學梁秉鈞先生則覺得「現代漢詩」是一個值得認同的理想。他認為該命名（比「新詩」）更能面對二十世紀許多地區複雜的語言和文化境遇中的詩歌寫作，便於整合與闡述不同地區、制度下的詩歌現象。

二、現代漢詩本體特徵之辯析

　　「根據現代漢詩和現代經驗的特質尋求漢語的形式和表現策略」，必然要面對經驗與語言的關係問題，一些學者認為「現代漢詩」不但要強調二十世紀中國詩歌的語言特性，更要重視這一世紀現代性尋求的種種特點。有人認為「現代漢詩詩歌」乾脆可以稱為「現代詩歌」，這種觀點顯然有以詩歌思潮流派偏括複雜豐富詩歌現象的傾向，忽視了「現代漢詩」概念廣泛的包容性。臧棣把「作為一種詩歌研究範式的現代性，當成評價新詩歷史經驗與問題的尺度」，他認為「新詩對現代性的追求──這一宏大的現象本身已自足地構成一種新的詩歌傳統的歷史。因為現代性不是對過去的承繼，而是對未來的投身（或說敝開）。它的原創性力量源於它對自身存在的確認。從現代性的角度，新詩的誕生不是反叛古典詩歌的必然結果，而是在中西文化衝突中不斷拓展的一個新的審美空間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

　　現代性的尋求的確是新詩一條有跡可尋的「歷史」，同時深深影響著新的詩歌美學趣味的形成。但它是新詩「合法性」的一個指標，還是一個必需複雜面對的問題？唐曉渡講評中指出新詩歷史八十多年的現代性並不呈現承脈的特徵，它的意識和尋求過程中的問題也非常複雜。孫玉石的論文《呼喚傳統︰新詩現代性的尋求》揭示了現代詩質尋求中與歷史相遇的景觀︰廢名的詩觀及三十年代現代派的「晚唐詩熱」，體現了「從詩的外在功能承載的重視轉向於對詩的內在美質的尋求」，藍棣之的《論新詩對古典詩歌的傳承》也提出新詩對古典抒情傳統、晚唐詩的象徵傳統、宋詩以文為詩均有傳承。郜積意認為，這種「傳承」從另一向度言之，則可以認為是現代對傳統的發現與包容。

　　香港大學英文與比較文學系梁秉鈞的《現代漢詩的現代精神》，則集中分析了香港詩歌在五六十年代如何繼承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詩傳統和參照西方詩藝形成「香港的現代詩風」的過程。他認為香港的現代性尋求呈現為一個逐漸體認「主體」經驗的問題，在主體體認的過程中，經驗和文化資源是非常複雜。德國波恩大學的顧彬先生以《顧城在德國》的詩人個案解剖，分析現代漢詩寫作過程「現代性」獲取的複雜境況，認為顧城因為受到1.意識形態意識話語2.親屬倫理話語3.出版機構話語等多重「改寫」，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童話詩人」；「純粹的自我」即使作為詩人的理想，也因為諸種價值話語影響而改變其本來面貌。如果承認某種純粹恰恰是相信「現代性」的不純粹。不斷地被改寫和反改寫或許就是現代漢語詩人「現代性」的尋求的實際情形。

　　任洪淵的辨析著眼於語言，他認為「兩種語言的真正相遇處才是兩種文化的相匯處」，現代漢詩的本質是要將（語言上）被改寫的處境轉變為改寫的主動，梵語的佛被改寫成漢語的禪，我們曾經在「弒」佛的文化中肯定自己。現在，漢語與西方主流語言相遇，也許我們不能不在「弒父」的文化中否定自己了。弒佛麞弒父，將是永遠否定中的歷史肯定，永遠反題中的生命正題。

　　周曉風在《現代漢詩與現代漢語》發言中，認為古代漢語造就古詩特徵，現代漢語決定了現代漢詩特徵。他對比分析了古代漢語語音、語法及文字的差異，認為依賴「口語」的「自由詩」必產生「散文美」審美追求，由戴望舒到艾青的「新詩」美學自覺，很大程度上決定於「現代漢語」言文一致、語法系統大眾化及詩人在「白話」中求詩質。

　　詩人王家新的發言尖銳但發人深思，他說「身份」既不是給定之物，也不可從外面拿來或借來，只能出自一種艱巨而又自覺的歷史實踐。中國現代詩歌只有戰勝某種對文化母體的依戀，戰勝對「獨自成為」的恐懼，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建構──現代漢詩的本質不在詩外而在詩中。

三、面對九十年代詩歌寫作

　　現代漢詩百年，經驗與問題並存，詩人的當下寫作和詩歌理論家們面對當下寫作的對話，始終是呈現「現代漢詩本質不是詩外面而在詩中」最激動人心窗口。研討會上，九十年代詩歌現象成為一個熱切話題。

　　謝冕稱九十年代是「豐富而又貧乏的年代」，因為長時間的和平和人民心靈的放鬆、自信，文學也開始了自由和美的探索；但另一方面，詩人們尚未用特定的經驗形式表達他與時代的關係，當科技與工業使人類沉淪的時候，詩歌應當拯救人類。駱寒超回應謝冕充滿激情和憂患之情的發言，認為優秀的詩人當是人文精神詩性關懷的使者，呼喚艾青、穆旦式大詩人出現是嚴肅的詩評家的責任。劉登翰則認為當年的鏈條已經斷裂，應當重視不同經驗與觀點的對話與溝通。

　　孫紹振幽默地說︰「朦朧詩出現時，我反駁過說讀不懂的人，如今輪到我讀不懂詩了。」他認為九十年代詩歌問題不在人文精神匱乏，而在藝術準則淪喪。洪子誠則提出「詩離我們遠去」還是「我們離詩遠去」的問題，主張面對陌生，讀者與研究者也需要深入的自我反省。何銳認為當下詩歌狀況，其實處理困境中的超越和超越中的困境。

　　考察一九七六─一九九六年當代寫作的幾度轉變，徐敬亞認為自一九八六─一九八九詩歌「藝術地位確立」以來，詩歌寫作背景的轉換正趨「一」的零點。他認為目前詩歌的困境在於詩人位置確認，主張回到「私人的、肉體的位置」，回到「真實的貧乏」尋找當代中國人的藝術之核與方式。

　　朱壽銅《從「崛起」詩看中國新詩前途》，反對「後起」詩、「繼起」詩對「崛起」詩的覆蓋，認為「崛起」詩的意象傳統和批判傳統當在九十年代繼續發揚。

　　李振聲和李震則傾向於「堅持差異」，認為詩和詩人都只能在不可重複、不可置換的差異狀態中彰顯自己。

　　王小妮和翟永明的發言，從創作感受出發，認為詩人的要職不在接受批評家和讀者的要求，而在「面向語詞」和「自己心靈」領受和表達一份獨特經驗。她們覺得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寫作更顯自由。

　　唐曉渡《誰是翟永明》的發言，引出女性主義詩歌的敏感話題，荒林認為唐曉渡論文對「女性詩歌」定義質疑，體現出「自我反思」和「話語顛覆」兩重意味，反思引人深思而顛覆卻可能暗含了「邏各斯」的整合意圖。林祁聯繫中日女性詩歌比較，認為「女性詩歌」不可置疑正在經歷「自覺、自虛、自審」三度嬗變。

　　區別於以上評論家的立場，程光煒《九十年代詩歌︰另一意義的命名》，試圖「告別」與自己熟悉的知識系統，「適應」並以另一種知識系統來把握九十年代紛繁複雜詩歌現象。他認為二元對拉式寫作時代已經逝去，個人寫作和相對寫作時代已經到來。「詩是社會生活的承載者」到「詩就是詩」的詩學觀念的變移，首先確定的是詩對種族記憶的保存，詩人的職責不單是民族的良心，而主要是在這一工作中的對語言潛能的挖掘，「他是為語言的最理想的存在而寫作。」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柯雷先生，在《實驗的範圍︰中國當代實驗詩歌類型的初探》中，也從語言理想角度，對中國當代詩歌的「漢語實驗」作出具體個案分析中比如他認為海子的詩未達到「原詩」水準。而美國學者杜國清針對電腦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現象，以《網路詩學︰二十一世紀漢詩展望》為題從創作、構思、想像、意象、象徵等方面探討了網路詩學的一些特殊性格和詩的效用，認為網上寫作是未來的一種寫作方式，漢字文化的思考和想像方式並不因為科技的發展而落伍，反而與電腦越來越倚重圖像的表現方式更加接近。

四、現代漢詩的話語形式

　　本次研討會具有較強的學術性，大多數學者希望把詩歌研究從印象、體驗、描述的層面，提升到理論疏解和學術探討，把問題引向具體，引向深入的願望，不僅使詩的本體性問題進一步受到關注，而且逐漸深入到詩歌話語、形式和表現策略等更為具體的領域。

　　王光明認為文類成熟的標誌是基本規則的形成，但似乎也只是提了問題，他說︰「新詩的主要體式是自由詩，是詩體解放的產物，這往好處說，是每一種獨特的經驗只能用獨特的形式來凝聚，往壞處看，則是寫詩種種誤會的根源。從黽押韻就好僨變成黽分行便行僨決不是詩的正路。詩的成熟最終都在詩歌的某種話語形式上得到體現。」但是現代漢詩應當擁有怎樣的「話語形式」？他只是提出「創造最切近現代漢語特質的形式，讓它成為創造者與欣賞者共同的橋樑。」研究顯然還有待展開。南帆的《抒情話語與抒情詩》將抒情話語分為簡單、複雜兩類，具體和深入了些，但他過分重視抒情話語情緒與身體的關係，關心的是話語的生理關聯，而不是作為詩歌文類的話語特徵。陳仲義提出「新古典詩學」，主張現代漢詩將古典詩學精華轉換為自己的話語，具體的轉換工作如何進行，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駱寒超《走出困境︰新詩的規範與定型》，引進西方十四行詩形式用以表達「中國式」經驗，倡導一種實踐詩學，認為現代漢詩的話語形式，不妨在中西形式借鑒中展開嘗試和實踐。現代派詩人馮予、唐湜和鄭敏等都曾寫出優秀的十四行詩，他們將本土經驗、漢語特徵與十四行形式水乳交融的成功經驗，值得進一步總結和發展。但十四行詩的韻律和結構如何在漢語形態中獲得轉型？

　　孫紹振呼籲建立現代漢詩的寫作和鑒賞標準，認為必須有可行的藝術準則來衡量詩歌質量以保證穩定的詩歌作者群和讀者群。沈奇在《現代漢詩的本質特徵及語言轉型》中寫道︰規定什麼是詩，肯定是錯誤的思路，但指認什麼不是詩，是否是當代詩學應該考慮的問題？王珂認為如果承認寫作的級次存在，則相對應的文體級次建設便有可能。

　　台灣詩人蕭蕭運用語言實證分析，歸納散文詩美學特質，「是用散文語言完成詩的瞬間」，「通過戲劇般悚慄效應」表達現代人生存體驗。台灣詩人白靈大膽引入化學名詞，對詩歌語言的「濃度、濁度與長度」進行細緻的量化分析，認為只有相對規定詩歌的長度，才可能在相對約束的條件下獲得飽滿的詩意。他們重視文本分析且在具體操作上提供詩的技術參數。

　　當然，人們也意識到，現代漢詩這一文類，是創作規則及手中穩定下來後構成的體系，必須同時顧及外在形式與內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尤為重要的是，現代漢詩必須立足現代漢語尋找詩形並在豐富漢語的美和表現力的向度上追尋。

　　整個研討會開得實實在在，緊張而又熱烈，連續幾天每天八小時的會議開下來，學者們既有「思想疲勞」之感又覺得意猶未盡。一些學者提出把本次研討會作為「首屆」，西安與會學者主動提出要承辦「第二屆現代漢詩學術研討會」。研討會閉幕時，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張炯教授以《現代漢詩的回顧與展望》致閉幕辭，總結了現代漢詩的行程和本次研討會的成果。

文章出處：
台灣詩學-21期_人物詩專輯_1997‧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