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學】劉釋眠
簡介
劉釋眠，本名劉鑫森，另有筆名劉達。淡江大學西語文研所碩士，曾是曼陀羅詩社和新路詩社社員，並且創辦雙子星人文詩社，現任實踐設計管理學院和淡江大學講師。曾獲新詩學會年度優秀詩人獎
斷代與事件－現代詩的時代契機
「訊息。什麼是訊息？訊息是／一連串分立或接續之可衡量事件分佈在時間上」－－查爾斯奧森「魚狗」
「在舊有之殼內形成新的社會」－－賈利史奈德「神話與文本」
現代詩是一衍異之名詞。倘若我們賦予任何文化要素有機之諦觀，那麼現代詩則反應出漢字在文化型態下所具有的深層結構。現代詩又是一巨大之心靈。在歷史之開展裏他必須經歷若干危機，才能確認其獨立之自我認同（self-identity）。而要客觀地解讀現代詩現階段在歷史中的訊息時，基于漢字之獨特性，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又是不可或免的一環。不論我們是選擇重建詩史之必要，抑或解構其主體之浮幻性，斷代之主張都是現代詩的時代契機。
一、 斷代與典範
「斷代」與「典範」、「事件」是一體之三面。現代詩之「事件」（event）有其詭譎之特性。在歷史的開展過程裏，「事件」的觀念一般而言是一封閉的指涉。但是現代詩作為一文化「事件」，卻有其抗封閉特性。正因此我們看到，當「事件」一概念未被析離出歷史範疇，並被視為歷史發展的動景（momentum）時，「後現代」這一辭彙的開展在台灣所遭受的阻力。事實上，羅青在其書中對台灣歷年來之事件所做的考古，實則在為台灣的後現代建構一大敘述（GrandNarratwe）。在下文第二部份裏我們將會仔細地介紹，「事件」之觀念係一並時性的結構而非貫時性之概念。當我們要討論（後）現代詩的狀況時，我們的工作正如傅柯（Foucault）的考古學一樣，必須去審視此論述（Discourse）內在牽涉之檔案，以了解其狀況可能發生之有效條件。這包括了現代詩所面臨的各項危機。
現代詩的斷代意義：
九○年代（後）現代詩所處的狀況並非如一般歷史敘述所處理的那麼單純。其涉及面之廣關係到文化、歷史和語言等諸問題及其間的關聯。
現代詩的時代性，顯示出現代詩符徵的衍異特性。「詩」之所以成為一「超越符旨」（或「形上符旨」）在文化上有幾千年來的客觀環境因素和制約性。而「詩」在近代首次重大的自我反射性覺醒（self-reflexive）則肇自新詩的開展。五四運動所帶來的自主性覺醒，無疑地將「詩」的觀念帶進了拉岡式的鏡像階段（merror stage）。自此，現代詩便開始其複雜的自我追尋歷程（guest foridentity）。這項由鏡像階段到自我的發展過程牽涉到漢字的自我意識。現代詩的發生，是從「遺忘」開始－－一種象徵規律的決裂。自五四開始，中文便經歷了內在的分裂過程，因為改造文字仍需依附被改造之文字來進行。于是，文字被撕離了原有的文化生態結構，而在另一方面則是去符應變遷的文化內涵所賦予它的新的指涉架構（frame of reference）。在這遞接過程如果其構成因素再加上政治性和跨文化（或殖民式的）界面參與時，現代詩的自我（identity）所具有之複雜性可想而知。現代詩在其鏡像階段裏所遭過的決裂，即是其歷史發展裏的結構性「匱缺」（lack）或「空缺」(absence）。由於「詩」此意符係建在一「形上符旨」之基礎上，因此每當文化斷層之際，這種基元性匱缺則被各己成之意識架構所權充。不論是現代主義之宣言、傳統之回歸、鄉土文學、或新古典主義等等，這些都只是現代詩自我的形成在鏡像階段裏佔據現代詩結構性空缺的各種「想像規律」（imaginary order），進而成為「現代詩」在整個文化進程中的區域化（territoried）呈現。若從拉岡式的文化心理分析理論來看，現代詩（在個人則為「自我」）的穩定成形，是由鏡像階段的「想像規律」進展到「象徵規律」（symbolicorder）的運作－那就是語言本身。就一方面而言，現代詩的「事件」意義即根植在此。因為：（一）自十七世紀以降隨著西洋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拉丁語法便開始在中文裏探索觸伸；及至五四後當漢語「葛朗瑪」瓦解，進至現今的仿拉丁語法，中文背後的象形原則已逐漸被遺忘而走向拼音的向度裏。（二）作為文化典範的西洋人文思考方式歷經「語言轉向」（Linguistictrun）後，語言成為主體藉以從事反射性思考之憑藉，且成為文學、思想、文化各領域自我批判、解構的基礎。我們姑且不提漢字是否已經或者完全接受了拼音語法的「殖民化」（colonized），然而反觀我們文化各上層結構裏，在我們傳遞資訊、轉譯訊息或是建構意義時，文字（中文）仍舊被埋置那深黑的遺忘裏。結構性匱缺的另一層涵意，即是潛意識的形成。在文字的訊息傳播裏，中文本有的質性是被潛抑著。是以在現代詩裏，漢字的意義傳達已不再是以某種「想像規律」為理體中心的過程，而是參與了中文本身原有的「象徵規律」的深層作用。基本上，這是一種「主體」與「異他」的相互作用。現代詩的斷代意義，即建立在這「典範」的結構更易事件。
在另一面就現代詩所植基的符旨場域（field of signified）而言，台灣不論在文化、經濟，甚至學術各方面，都已顯現出其特有之生態，甚而由內向外形成一強烈的命名（Naming）必要。這是一種由符旨向符徵的「再符碼化」（recoding）運動。這也正是現代詩所面臨的時代（或「斷代」）使命。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詩的事件，基本上是一項符旨與符徵的重新整合工程。藉由文字的內在覺醒，現代詩才得以決裂各文化理體的想像規律，並從鬆動的「符徵／符旨」關係中去創多向度之符號可能性，以呈現我們在（後）現代文化所體驗的多元性生態。
「雙子星」的創刊，即對現代詩的時代意義有一深入之體認。
就斷代的意義而言，新典範的產生並非以激烈之方式取代舊有之結構，而是以內在之必要性來形成新的客觀環境。事實上，自80年代以來，現代詩事實上仍具有相當之活躍性，新興之詩刊、詩社相繼出現，有的延續至九○年代，也有的自90年代起復刊。我想，以量化的觀點來看待現代詩的生命力是不正確的。在後工業社會裏，由于形而上的社會主體（或理體）之瓦解，文化之生命力是以多元的型態呈現，而且小族群的精緻文化也取代了早期國家神話要求下的一致性（conformity）。現代詩的現階段目標應是生態的，而不是社會運動的。如何將現代詩的次文化環境健全起來才是重點。這牽涉到如何在次文化裏維繫「作品／出版／學術」、「理論／實踐」、「學院／非學院」之間的平衡運作。這是現代詩斷代的外在意義。新的社會結構、典範，意味著新的生命力。
斷代的內在意義，則是關乎現代詩的遞嬗。基本上，斷代的觀念是空間式的，而不同于以往時間式的。在空間式的結構裏，其界域範圍是開放式的。一方面，它不僅能允許多樣式的元素共同參與，在另一方面還可避免新舊之間所潛藏的顛覆性。相反地，在時間化的模式裏則是呈現封閉式且以一超越理體為中心的型態。而在這模式之下，舊有典範始終是強韌的主宰中心。新元素（或異元素）則無法在其架構中完成獨立的指意活動（signifying process）。這不但削減了新典範形成的可能性，並且在其強韌的意義架構裏還造成了潛抑的「異他」（other）事實。斷代的實質意義在于，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認知體系架構新的典範。這是時代性的要求。時代之變異和文化的開放性發展，促使人文世界裏的主體從事多向度的感知和新的思考方式。舊典範的架構放諸我們所生活的時空裏，必會引起片面性之短絀和巨大之盲點。因此，現代詩的斷代原則和典範形成，是由內向外的次文化發展（sub-cultural formation），而不同于舊典範制度下的由上到下的分配原則。而詩刊所具有的使命，是以開放之形成允許最大之多元展示，讓「文本」來決定生態，讓所有外在侷限歸零，讓舊有典範的倫理架構鬆動，讓現代詩的內在生命力解放出來，進而圖繪（MAPPING）出我們所處之時代下「詩」的文化格局。
從「現代」到「後現代」的革命，是胎變而不是突變。( 下期續 )
斷代與事件 2：－－典範的開創
作為思想模式而言，「典範（paradigm）」觀念在歷史意義上，不僅將人的主體性認知提升到歷史時空的上層結構，進而深化了宏觀的內容與理論架構。在典範的認知下，歷史、人文、哲學、科學等，都能跳脫出主體所在時空的原部性侷限，而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橫向地串聯起整體的斷層視野。
然而在另一方面，典範性思考也暴露出我們主體性認知的內在短缺－－時序之落差與非自主性。典範性思考基本是朝向時空的內在結構關係，因此呈現在時空上必然是一閉合之系統結構。換言之，斷代成立時代劃分（periodization）是典範思考特色之一，孔恩（Kuhn）對於「典範」的原創性思考即是以亞里士多德的新識系統做一橫向之架構。而在西方哲學史上所謂之「現代」（modern）即以內在理論體系之架構來決定，而非以時代性劃分之。然而當問題收回到我們目前的時空時則其侷限也愈瞭然。基于典範之內在閉合性思考，「現代」與「後現代」之銜接不僅難以區分，而「後現代」一詞所指涉的斷代劃分更呈現為一開放式架構，難以輪廓。這是歐美文化在典範性思考觀照之下所呈現之現實。而返觀台灣現代詩之發展，肇自五四運動之新詩延續迄今，中間雖經紀弦等人「現代詩宣言」之洗禮，並賦予時代性，然而細審之，現代詩歷史所具有的典範性結構卻不如我們想像中的明確。相較于古典詩詞的理論建樹上，新詩的理論架構在先天上既因五四運動所引發的文學內在創傷（trauma）而形同虛浮，甚且典範性的思考建樹也始終闕如。因此，在分類上，老、中、青、或戰前戰後等等，均無法拈示其斷代之實質內在意義而顯得籠統。典範性結構缺乏之後果，則是此起彼落的事件雜陳于時序流程。
細言之，台灣的現代後現代的銜接問題實與歐美之發展不同。在歐美方面諸多學科的論述促使一種普遍之體認，並基于針對主體性（subjectivity）思考之批判而確立了一種新典範的脫胎。「現代」思潮的典範，即建立在以「人」作為主體之思考模式，而針對自然客體先構建出表象界面，然後予以認知、掌握進而控制。而「後現代」的產生，在一方面延續了現代主義的理論根基，然而其銳利思考之解剖對象，卻擺脫現代主義的對象性，而朝向了主體自我。後現代的自我消解（self-erasure）或解構策略，即是在解放主體性架構所拘滯的自我活力，值是之故，該現代文化工業的開展，不斷以衍異之途徑開展。這正如印度神話裡的固所羅（indra）以其雷杵屠龍，以釋放出被拘禁的眾水源。
反觀台灣近三、四十年來現代詩的發展情況，並非從舊有典範脫化出新氣象。現代詩發展的根本問題在于典範之從未確立，更無從脫化。若追溯其因，除了前所列述之理論缺乏外，另一項重要甚至根本的原因即起于「橫向的移植」。肇自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一直是套裝引用西方模式。當「現代性」的典範被移植到本土時，典範之象徵結構雖被附比在台灣的新文學空間上，但是現實（thereal）卻與文學表現間跑日遠。這種上層表現意符（signifier）結構與下層意旨（signified）現實態之間的斷層，即是台灣現代詩的問題癥結。在歐美現代到後現代過渡之運作，若以解構意義－－後現代論過之觀念根源－－而言，是內意符向意旨的文化反向改造（regressive formation）過程。「同性戀」、「女性主義」、「少數民族」等等，均從意符的開始朝向意旨領域去要求認知改造。當然，在論及西洋文化，文學，文字理論時，意符與意旨的吊詭性是難以區辨的，而且許多學者亦不斷地有所澄清、修正、辯護。不過，這是文字，文學，文化體質之不同。中國文字的根源有其特殊之本質，而意符／意旨的關係也迥異。有關文字根源之討論，容後詳述。在此談到台灣現代詩文化的現象時，意符（上層過現結構）與意旨（下層現實態）並不以相互辯証方式呈現，而是以平行互對（chiasmus）結構交叉發展：橫向移植的上層意符結構，除了有與之相應之下層意旨現實態之外，本身亦有其意符到意符的過渡承轉－－相繼輸入的西方思潮；而在基層符旨現實態方面本身亦有其內在的成長－－由早期農業商業社會到現今之經濟工業成長。然而現有之意旨現實，卻不完全與西方後現代主義之上層意符結構完全符合。由是，台灣的「後現代」問題，基本上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後現代理論，因為「後現代」一詞並非版權（copyright）問題，而是版本（edition）問題。因此我們看到，當現代詩引入（基至追溯到五四時期的新詩）的典範在尚未與實有的現實基層完全結合之前，便又順著上層文化的象徵結構發展到後現代的架構去，而基層現實態的意旨，除了未被完全符制化之外，受壓抑的內在相異部份，也自有其機制運作。其結果則是：在理論運用上和實際的作品詮釋之間，現代、後現代總是錯綜得難以區分。在一方面，「後現代」一詞被排斥，而其所涵蓋之諸論述卻不斷被引介；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大量的文學作品不斷更新以嶄新的內容形式出現，甚至以傳統新姿態面巿較之下，後現代在西方是一種新典範之脫化，而在台灣則是一種未完成之典範與無從脫化的情形並時存在。
在這情況之下，斷代之意義即適時又迫切。首先是時代契機，從歷史發展考核，台灣的文化建設向以西方模式為準而忽略了本體性的考量。在退出聯合國後，歷經自我認知（self-identity）模糊不清的階段，迄今文化各階層之建設業己確立；到底什麼是台灣現階段文學表現，則應是擺脫了西方文化殖民式的再現以及僵化式的傳統中國印象這兩種典範的實質考量。在斷除了這兩項過度開發的預設象徵結構之規範後，現實態（he real）才得以開展，換句話說，斷代的根本意義，在於將預成之典範象徵歸零，讓一個時代裡的每一個字母發音，讓文字自己表達自己。（待續）
文章出處：
雙子星-2期_台灣現代詩專輯_1995‧12月號
多元並存的異他訊息
──雙子星詩獎的深層意義
多元文化之內涵在于包容、互存之關係。在以理體中心為主的社會文化裏，主流與邊緣互異，卻也面臨各自窘境。主流之理體中心，具有權威和強制性，且難以掌握、認同與其不同之差異性；邊緣的最大危機在於自覺與否？往往在不自覺的狀況下，邊緣被主流所收編、同化，而更增加了主流的強制和盲點。
20世紀末後現代文化重建課題之一，即是重整異他領域裏諸元素，形成族群並以差異性以別於主流的強勢扭曲與收編。現代詩以倫理為理體中心主流的文化空間，向來有其一貫的制式流程管道。從詩刊編輯、年度詩選、詩（聲光）活動，到各大報為首的詩獎，細推之無疑是一龐大之理體中心的延續和主流的轉化建制。乍看其運作似乎粗鬆無組織，但是細審之下則可發現其每一次的practice均暗示著一次次的理體中心的延續和轉進。
以理體為中心的主流文化有一特色，那就是以競爭為取向的入會儀式（riteof initiation）。教育是其手段。從個體開始接受語言之後，不僅語言被制化于社會交易之空間而失去與個體存在的本體式自由表達功用（亦即，被文化理體中心所管訓之意義遊戲）；在另一方面語言的學習空間裏，名次競爭也被根植在個人意識裏作為動機。從最初四、五十人的單位裏，學號代替了個體性，而成績名次與學號符號符碼一樣，賦予每一個體在其社會單位裏的成功指數。雖然，這種名次符碼並不延用一生，但是名次神話此一機制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現在教育外的成人社會空間裏，就像是無名而又強而有力的強迫性心理癥狀一樣，不斷出現在認知外在事物、和確立自我定位的心理作用上。
首先，在詩以語言為媒介的本質上，社會性制約本身就是詩本體所抗拒的存在式出發點，就像物體抗拒地心引力以顯示出存在一樣。詩，旨在發抒屬於個體的原創性語言以脫離社會制約下的交易性語言，固此，本質上詩是去理體中心編的，是排拒理體主流社會的制約和僵化。其次，詩在展現人文價值上，更不應屈就於名次神話理念之下，去排定高下優劣；那是社會制約的表現。詩，應戳力於個別人文精神內涵的發掘，故應著重個體獨立之視野。
第一屆雙子星新詩獎在其實質意義上，即是以打破詩壇理體中心和名次神話，有別於主流詩獎。譬如，兩大報的詩獎與主流詩壇是以「縱向延伸」為原則，以報章媒體空間，交換現代詩的主流內涵。如前所言，這樣的運作之下，每一年度的詩獎即使新人輩出，其結果仍是被主流詩壇的評審機制所接收、收編。固為這樣的評審機制，實質上是主流詩壇以其理體中心，對新生代、再生代、創生代的詩，進行篩選、詮釋、改編、建制等過程。其結果則是再新之語式內涵也被轉譯入其理體中心編述裏，只擴編了本有的詩壇倫理機構，而並未釋出空間給新生代時空下（詩）的文字書寫。就這點而言，雙子星新詩則是以其本有的「斷代」理念，回應以「斷面生態」原則，放棄延續詩史的假性神話，冀望於呈現現有時空下現代詩的特有生態。因此，其評審席之組成即打破了回歸主流詩壇的倫理作風，邀請新世代不同詩風、理念之詩人組成。
其次，詩獎之制定也打破名次神話，而以詩風特出成熟之五人，並列首獎，另備十名推薦獎。十五名入選詩人，共同構成此次詩獎的並存生態展。尤有甚者，為避免兩大報詩獎所常見的「非常態性」作品的弊病。雙子星詩獎最大之不同在於不以作品評選，而以作者審選。以一人一篇方式徵獎常見的弊病叢生：有人礙於篇幅字數而硬性支截作品長度，有人以文字表演心態應選而忽略人文內涵（即重技巧演出而不重功力深度）、也有人孤注一擲卻誤判了評審觀點等等。這些都可能是詩人不幸見斥，或僥倖中選的重大因素。因此，以詩人為選項，不限篇數字數的好處，在於能從同一作者不同主題的多首詩作中，交叉確認其技巧風格之成熟，情神內涵是否深厚，主題涵蓋之廣度等重點。總之，這樣的獎制是在確保詩人的個體完整性，而不侷限于單一作品的成就。這是將詩的人文價值返歸於詩人，而不是交由文字功能霸佔。
由此，雙子星詩獎可說是徹底地實踐了異他的邊緣性，在以理體為中心的現代詩主流詩壇裡，開發出另類的渠道。當然，在後現代文化重建工程裏，其深遠的意義是在于良性的互動和牽引，而不是在另創霸權。在現階段文化建設裏，除了詩獎外，文建會的詩刊補助、詩集獎助等等工程，實際上都面臨著受理體中心統合收編的危機。當此之際，雙子星詩獎的「斷面生態」經驗模式，可說是深具意義。
文章出處：
雙子星-5期_雙子星新詩獎_1997‧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