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氛圍中的詩人與詩

　　詩人荷爾德林曾經說：〝人，詩意地棲居………〞。這句名言在現代社會的思想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對生命與世界意義的揭示，已成為今天詩人和詩論的使命。

　　讀羅門的詩，我分明感到一個清醒的詩人對世界的言說，同時我也感到，詩人是以一種生命的深度去測量自身。羅門如是說：〝詩能以最快的速度與最短的距離，進入一切存在的真位與核心，而接近完美與永恒。〞又說:〝詩與藝術是傳達我乃至全人類內在生命活動最佳的線索。〞還說：〝將詩與藝術從人類的生命裡放逐出去，那便等於將花朵殺害，然後來尋找春天的含義。〞可以說，羅門的詩是對存在生成價值與意義的追問，是對世界意義的追尋，同時也是對人的生存空間、人和整個活動過程的意義的探索。在此，我無意對羅門的詩和詩論作一整體評價。相反，我想就羅門的詩歌在二十世紀中國詩界的意義，以及其引發我對二十世紀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和〝詩意棲居〞問題的關注作一些總體性闡釋。

一、二十世紀中的人文理性

　　毫無疑問，二十世紀是現代化迅猛發展的世紀。現代化的核心概念，依韋伯所說就是〝合法性〞，依哈貝馬斯所說就是〝理性化〞，合法化包含了政治經濟的內容，理性化則更易理解。當我們把目光投射在理性上時，就會發現理性並非單一的東西，而是多層面結構，至少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工具理性、歷史理性和人文理性。

　　工具理性在二十世紀高奏凱歌，層層逼進層層滲透。不可否認它帶來了很多好的方面：科技發展、生產力進步、物質生活日益發達，帶來前所未有的富庶與方便。然而工具理性所帶來的災難也駭人聽聞，二十世紀短短一百年間的災難超過了人類上下五千年。以原子彈為例，它是人類具〝理性〞的產物，同時也到達了理性的邊緣，即〝非理性〞。當初，科學家製造出原子彈並在廣島爆炸之後，研究小組成員有五位科學家自殺，因為科學家的良知和科學所造成的惡果之間巨大的反差，使科學家無法承受而只得以自殺終結。

　　原子彈這種最大的理性與最大非理性的集合體，充分體現了福科〝知識就是權力〞的預見。當知識被權力扼制時，人類無法想像將會產生什麼結果。如今原子彈的威力足以將人類毀滅幾百次，那麼人類是否會聽從工具理性安排自身的命運，是否就將人類未來的發展、遠景和藍圖交給可怕的冰冷的工具理性呢。

　　工具理性的一個維度已使人類肉體和心靈受到極大震撼，但是工具理性還有另外一種品性，那就是為戰爭服務。毒氣彈、細菌彈、生化武器，一戰二戰中每拋出一件新的研究成果，就使更多的人死於非命。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日本731部隊是臭名昭著的殺人魔王，種種慘無人道行徑至今令人髮指，而這些是以高科技為後盾。一旦戰爭這個惡魔誘騙了科技與它聯姻，會使人類棲身的家園變得多麼荒蕪，多麼蕭條、多麼死寂！

　　九十年代，日本奧姆真理教製造的地鐵沙林案件，對日本的震動不啻神戶大地震。我們驚異地發現，從事這場宗教聖戰的人物都是擁有高學位的科技人員。當工具理性使他們由追求精密科學的狂熱，轉向追求死亡、追求屠殺的喜悅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工具理性帶來的災禍是如此觸目驚心。

　　工具理性擁有愈來愈先進的高科技，卻忽略了〝高情感〞，人變成異化的非人，變成老大的機器上一個小小的零件。如果說奧姆真理教因為工具理性造成的心靈變態，依仗科技手段，神出鬼沒地殺人，那麼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就相當值得懷疑。我要說的是，二十世紀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就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導致人類由理性走向前所未有的非理性。我認為，人類應該真切地思考一下自身存在的問題。工具理性泛濫的症結和惡果，自然科學知識分子理應深思並反省。

　　作為二十世紀理性和另一個維度，歷史理性同樣不能逃避反省，因為它造成的巨大災難絕不亞於工具理性，歸結有三：納粹法西斯主義、斯大林獨裁主義和文革專制主義。

　　納粹法西斯主義打著社會主義民主黨的旗號，以對未來烏托邦的憧憬，把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召集起來，聽從一個狂人的召喚，使整個世界陷入深重的災難，也使眾多無辜的人進入了焚屍爐。殺人不需要理由，歷史的資料與幸存者的記憶實地記錄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切。這告誡後人以烏托邦為思想內核以專制獨裁為表徵的歷史理性是多麼麼恐怖。但是，今天奧斯維辛猶在，人們都早已忘掉苦難，遊戲之詩和遊戲之作橫掃文壇。我無法理解從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人們為何心情如此平靜和冷漠。

　　同樣，斯大林獨裁主義更是集專制獨裁之大成。讀罷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可以沉重地感受到苦難與苦難意識，《日瓦戈醫生》通過知識分子曲折的命運和不幸的遭遇，反映了十月革命的失誤和挫折，以及對知識分子精神的禁錮和壓抑。《古拉格群島》呈現當時重重的警察制度，遍布的監獄和勞改營，清白無辜的人被捕，道德觀念敗壞，產生出令人窒息的恐懼。極權制度是一個鋼箍，緊緊束縛著人們，法律是一紙空文，烏托邦成為希望的絕望。正直的作家深刻反省，而現實的沉重卻使他們無法喘息，現實的專制使一切有價值的思想消亡，古老的俄羅斯思想精華被否棄，人民麻木地陷入專制獨裁的深淵。但是，仍有一些真正的思想家以他們帶血的頭顱去撞擊那扇冰冷堅硬的〝牆〞，以喚醒世人的良知與激情。

　　帕斯捷爾納克在作品尚未發表時就遭到嚴勵批判，本人被開除作家協會，被迫宣布拒絕諾貝爾文學獎金，貧病交加中去世。索爾仁尼琴則以叛國罪被捕，剝奪公民權，押上飛機驅逐出境。兩人的種種遭遇都為斯大林獨裁主義做了一個注腳。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經對納綷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獨裁主義做出這樣的分析：〝法西斯主義一目了然，並不產生什麼複雜的道德問題，因為它根本不觸動人道主義的原則和道德觀，而是一概地加以反對罷了。可斯大林主義則不是這樣，它應是那個偉大的人道主義運動的繼承和捍衛者。它保持了這個運動的許多最初的觀點、理想和口號。然而人們看到這樣的人道主義運動正在走上相反的歧途………〞昆德拉遭到了上述兩位作家同樣的命運：開除出黨，流亡國外。可見，當獨裁主義走向極限時就變成一種新的法西斯主義，沉重的歷史壓迫得我們不得不重新關注它，並深思、再深思。

　　歷史理性的另一個表現是文革專制主義。文革十年，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八億人八個戲曲，八億人唱著一首歌，八億人揮著一本小紅書，思想整合在一個頻道，沒有自由的空間，沒有獨立的思想，沒有自我反省，也沒有對社會發展出深遠的構想。可以說，文化大革命體現的愚民、專制和對思想自由的否是〝史無前例〞的。歷史理性和核心是未來社會烏托邦和人類大同遠景，是將一種虛幻的東西強加於現實，使人背離理性而走向最大的非理性。

　　如果說二十世紀工具理性出了問題，歷史理性也造成災難，那麼對工具理性，科技工作者不能辭其咎，對歷史理性，社會工作者同樣不能逃避責任。苦難的世界需要一個更重要的維度，那就是人文理性──對苦難的反思和對人的價值關懷。

　　人文理性對人文科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是人文精神和價值，也不僅是人文關懷，更是一種理性的思索與反省。在現代化進程人文化和價值問題逐漸游離於人們關注的視野之外，並無可挽回地走向邊緣化，這使得人文精神日益淡化。人的精神生活顯現出貧乏，理想主義坍落，人們喪失心性、真誠、信念、理想、正義，導致了社會文化結構的深層危機。現代化過程的前提、災難、前景、困惑與問題都需要人文理性去反省，同時，還要反省後現代社會如何向人性復歸以及後現代路程出現的一系列繁複龐雜的問題。因此，在面臨重要困境之時，人文理性將新的社會、新的世紀、新的歷史節點上對歷史和現實作出回答。

　　我認為，在當代文化語境中，〝新啟蒙〞這一價值承諾能夠在被消解的文化精神廢墟上重建價值。新啟蒙是知識者走出啟蒙誤區的〝新覺醒〞，是每個個體自我心靈的啟蒙，是去掉虛妄張狂而使自我認清自我，知悉自己存在的有限性和可能性，洞悉自我選擇的不可逆性與自我承擔選擇的結果。新啟蒙不再相信一切造神或證神的承諾，這種啟蒙是一個不斷重複的和無止境的解蔽過程，一個不斷反省甚至對啟蒙自身也加以反省的心路歷程。新啟蒙行為是一種自我甦生和自我覺醒（而非啟迪他人和喚醒大眾），新啟蒙不從一個僵硬的理念去推導〝應該〞和〝必然〞，而是注重選擇的個體自由和自主多樣性，使那強迫人接受的東西成為歷史，同時也將價值廢墟前的新選擇推到每個人面前。人文理性和核心，也許就是對人的生命存在、對人的意義和價值的追問，是人和自己內心獨處這一價值詢問的境界，也就是荷爾德林所說：〝詩意地棲居〞。

二、詩人自殺與重喚詩人

　　時代的冷漠在於：呼請〝詩意地棲居〞時，詩人卻自殺了。本世紀工具理性和歷史理性造成巨大災難之後，人們呼喚人文理性重新出場。然而，在世紀末喧囂的背景中，卻出現了詩人自殺景象。

　　在短短幾年的〝彈指一揮間〞，詩人被〝邊緣化〞了。當創造的生命激情轉化為〝零度寫作〞、思想的魅力變成無深度的嘮叨平庸、深切的價值關懷換成〝金幣寫作〞的策略（稻梁謀）時；當精神品質成為超出當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甚至無用品時；語言浮腫，思想乾癟詩意散盡，詩思消逝，世界淪為〝散文〞世界。──也許，海子在九○年代的門檻前自殺，正是他以〝臨終的慧眼〞看到世紀末詩歌將在商業消費和技術理性的壓榨下根葉飄零，瀕於災絕，而先別而去？

　　詩人作為生活的目擊者和意義的揭示者一直是人門謳歌的對象，因為詩人可以獨特的體驗方式，把現實渾渾噩噩的生命變成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一種〝返歸本心〞的、詩一般的生活。然而，在價值錯位的今天，詩在偽詩中日益貶值，偽詩人們開始以輕淺謔浪的文字遊戲，去掉了沉甸甸的價值關懷，使偽體驗走上詩的祭壇。那些在語言操作中排列著長短句的〝詩人〞，給人們的是〝非詩〞──冷漠的敘述方式，隨意捏合的語言意象，疲軟情感的裸露，本真意識和血性情懷的消逝，遊戲與痛苦的轉位，這就是世紀末詩藝的疲憊尊容。

　　詩人一連串的自殺行為成為九○年代文化風景中最為沉重的事件，這種重複發生的〝事件〞使整個九○年代死寂的文壇再也不可能緘默。對其〝解釋〞盡管各各不同，但直面這種生死界面，返回歧路之初，回到思之根基，回到價值理性，是〝失園〞後的民族進入新世界的新覺醒，也是在物欲橫流的世界中用詩思把握靈魂甦生的心路歷程。

　　我不知道海子在冰冷的軌道上怎樣坦然地目睹鋼輪的撲近，在生命最終時刻，他的生命天平測量著什麼？我也不知道戈麥在圓明園附近投水自殺前毀掉自己大部分詩作時，他的腦海裡預感了什麼？死亡帶走了深不可測的思和不可言表的痛。這沉重的死不僅給每一個生者留下巨大的問號，而且隨時以其鮮紅的刻度指明〝生命之輕〞的不合法。也許，詩人的〝殉詩之死〞是給九○年代〝輕飄的生〞一個巨大的反諷和冷靜的寓言。

　　詩人自殺的結果是詩人被遺忘和詩被遺忘。時代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了。詩人作為這個時代的精神求索者和追問者，卻死於一個詩意匱乏的時代，一個不需要詩人、詩性、詩情的時代。詩人死於向思維、精神、體驗的極限的沖擊中那直面真理後卻只能無言的撕裂感和絕望感。詩人自殺是〝詩〞人獨憔悴的極端形式。

　　詩人自殺，使其生命價值重新顯現。也許從孔子〝殺身以成仁〞，孟子〝捨生取義〞開始，中國傳統文化文就有直視本心、直視靈魂的內蘊。從喧囂紛擾的現世退回內心，保持心靈的真實，是中國詩性哲人不懈的追求，然而詩人這種勇毅取捨並沒有使大眾記住詩人，更沒有任何詩人因死亡而獲得其詩的價值屬性。

　　正因為自殺，阻死了詩人之路。因為詩人死得過早而急促，使其詩境終未臻達〝大道〞之境。生命的年限使他們過早地與詩告別，告別了詩，只能使大眾自以為詩是無用的，詩人已離開詩而去。詩人成為多餘品，詩也成為多餘品。人們在悼念詩人的同時也拋棄了詩，詩人的遺像掩住了詩本身的光輝，也擋住了讀者的視線。當十幾位小詩人在全國各地相繼自殺時，詩界發現，人們已不再對〝詩人自殺〞感興趣，人們不讀詩也不在乎詩人的死。詩人的死在詩人自己眼中也許是崇高而偉大的，但在遊戲者眼中卻是無意義的，詩人何為並何去絕非他們所關心的。詩人之死只是他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只是他們輕飄無聊的風景中一片顫抖的秋葉，只成為他們用來裝點自身〝懂得文化〞的羽毛而已。

　　因此，在這痛苦與歡樂交織的世紀，在這患得患失的世紀，在這充滿希望與絕望（絕望中的希望、希望中的絕望）的歷史轉折點上，在詩人自殺、詩意消隱的時刻，我們重喚詩人出場，因為正如詩人羅門所說：〝如果詩死了，美的焦點、時空的核心、生命的坐標到哪裡去找？〞〝「詩」是內在生命之核心，是神之目，「上帝」的筆名〞。是的，在新世紀，詩人將重新出場。

三、後現代氛圍中的詩人之思

　　後現代是當前文化中一個尖銳突出的問題，甚至後現代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當代大多學者都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反對也罷，贊成也罷，推進也罷，都有各自獨特的見解。詩人羅門的看法在我看來是非常有意義的。

　　羅門認為：〝我主張多向性（NDB）的詩觀，是因為詩人與藝術家在〝自由遼闊的天空〞而不是在〝鳥籠〞內工作的。因為他拿有〝上帝〞的通行證與信用卡，不宜有框限，不宜標示上任何〝主義〞兩字的標簽。同時，任何階段性的現實生存環境以及創作上出現過的任何〝主義〞與流派，乃至古、今、中、外等時空範疇，乃至〝現代〞之後的〝後現代〞的〝後現代〞………等不斷呈現的〝新〞的〝現代〞，對於一個具有涵蓋力的詩人，都只那不斷納入詩人超越的自由創作心靈溶化爐中的各種〝景象〞與〝材料〞，有待詩人以機動與自由開放的〝心靈〞，來將之創造與呈現出新的生命。所以詩的創作，不能不採取開放的多向性觀點。〞

　　羅門的觀點無疑是辨證且富於歷史感的。有些批評家往往喜歡追〝後〞逐〝新〞，對傳統中價值的東西一概排斥，對藝術中的價值關懷，日久彌新的意義統統放逐。羅門的思想與他們完全不同，他強調從傳統中走出，賦予傳統新的機能，讓傳統與現代對話。

　　後現代思維向度開拓了這樣一個境界：懷疑一切∣∣懷疑歷史，懷疑進化，懷疑終極之物，懷疑意義的本源性和確定性；認為一個世紀的〝迷信〞，只不過是上一世的理性勝利。同時，他們也保持著相對主義的意識，認為借助於最新科學成就的時髦詞匯，並不能表達本質的特殊表象，因為世界是永遠發展的，它的意義是在理解和解釋中不斷生成的，它永遠不可能受制於任何一種單一的體系或論斷。

　　人類精神歷史的發展是沿展與回溯、營構與革新的統一。那種一味強調差別而無視統一甚至將每一本文當作是關於同一些古老的哲學對立項：時與空、可感的與可理解的、主體與客體、存在與生成、同一與差別等等的作法，事實上只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在後現代時代，對詩人哲人而言，尤為重要的是，以一種平和的心境看待人類文化的過去、現在和走向後現代主義文化的未來。因為歷史已掀起了一角：所有理論層面上的喧嘩與騷動，都將在歷史長河中刷掉一切表面的東西，而以屬於人的真理形式還給人類，視野應進一步擴大；應將任何偏激的理論和實踐放到歷史中加以檢驗，以減少獨斷性和狂妄性。因為，究極而言，整體同一性和非中心差異性是互相依存的，喪失了其中任何一維，則另一維也不復存在。

　　羅門的觀點標明了一種完全不同於過去傳統觀念和特殊思維方式。打開了思維禁區，批判了僵化的個性。他認為：作為一個中國的現代詩人，必須站在現在的最真實的時空中，去看中國文化中屬於全人類的文化和詩的心理。因此，羅門非常強調〝現代感〞，即〝現代感〞所含有的〝前衛性〞，使詩人在創作中機敏地站在靠近〝未來〞的最前端，去確實地預感新的一切之〝來向〞，而成為所謂的〝先知音〞，去迎接與創造一切進入新境與其活動的新的美感形態與秩序。〝現代感〞所含有的〝震驚性〞，是一直刺動詩人的創作生命，呈現其超越已往的獨特與新異的面貌。因此可見〝現代感〞對一個詩人的創作生命，是極其重要的。

　　羅門對後現代詩的看法也有獨到之處。他認為，真正偉大的詩人、藝術家都是具有偉大的思想，有極強的主體性的，不會僅僅是以了無內容的形式取勝。現代主義相當注重價值，希圖在〝上帝之死〞的荒原上重建價值的追求過程本身具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感，對之的嘲笑無疑是輕率的。後現代思想是後工業文明世界的產物，但實際上與現代主義有著一個延續發展的連續性。後現代思想本身具有兩重性，以後現代全面反判現代，本身就不太現實。對傳統必要的批判精神和解構策略是應該的。但若是光解構，不重建，就會缺乏中心，主體性完全消解，也會導向空茫和虛無。所以，羅門主張一個詩人應該打破一切條條框框，吸取一切能為他所用的東西，不要人為地過份地強調現代還是後現代，而要強調一切有價值、有意義、有永恒性的東西。因為詩歌作為語言藝術的本質，它的內在超越的精神力量是無可替代的，這也正是詩歌的意義和魅力之所在。

　　在後現代時代，〝迷惘〞是後現代的品格，〝消解〞是後現代的策略，〝虛無〞是後現代的必然結果。然而可貴的是，詩人在後現代問題成堆中浮現出來，站在這個世界的頂端。他們思考，反省，求諸內心，返身而誠，以清醒的頭腦工具理性的異化，以犀利的筆鋒挑開歷史理性的謊言，終於在人文理性層面發現了自我的生命存在意義，發現了自我良知的構成，同時發現了清醒的自我對迷惘的世界揭底的重要性。有了這層清醒、良知，有了這層對世界和〝詩意棲居〞的關懷，這個世界也許會是有希望的。

　　在詩人自殺，理想坍落、價值信仰發生蛻變的圖景上，羅門仍堅持真正的寫作。能如此者，是真詩人。

文章出處：創世紀-111期-四川詩專號-1997．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