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家新

　　王家新，1957年出生，湖北丹江口市人。中學畢業後下鄉勞動三年，大學就讀於武漢中文系時，開始進行詩歌創作。畢業後曾任教師、編輯等職1992-1994旅居英國。現職為北京教育學院中文系教授。

　　著有詩集《遊動懸崖》、《王家新的詩》，詩論集《人與世界的相遇》、《夜鶯在他自己的時代》、《沒有英雄的詩》等。

 

 

誰在向我們走來

九十年代大陸地下詩刊作品選輯

　　在詩片斷系列《敘事》（1994）中，我曾寫下一則題《挽歌》的片斷：

　　不是在一個時代開始，而是當它結束時，總會有人向你走來。

　　而這個人可能正是你多年不見的情人。

　　詩寫到這裡，難乎為繼，那就索性到此為止，讓讀到這個斷片的人們在他們那裡去完成它的「不完成性」吧。似乎我已習慣於把「作者」視為一個僅僅提供「樂譜」的人，而如何演奏是別人的事情。忍受誤讀同時又一再地誤讀別人：我知道如今我們已進入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不過我在這裡並不打算談論文本與閱讀，那是另外一個題目。讓我不能不思考的是我們在寫作中所經歷的「衝突」與「因境」，而這前所未有。換言之，一個敏感的寫作者在今天已不再可能只是某種單一的聲音的發出者，他正處在與時代生活的深刻磨擦和各種話語力量的交匯作用之中。例如，你本來想在一種文明結束或者價值淪喪的時代寫一首挽歌，但寫出來的，「幾乎是一首挽歌」。這就是說，經典挽歌的時代又經過去，挽歌的寫作在它自身的進程中遇到了一種反對它自身、甚至嘲弄它自己的東西。

　　問題就這樣暴露出來，而挽歌的作者不得不在他以前輕易就繞過去的地方停留下來，我時常感到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困難的倒不在於開始，而在於如何結束。一方面，寫作似乎永遠受習慣和記憶支配；另一方面，寫作又在渴望著自身的自由。這種困境，正如我在另一個詩斷片系列《詞語》的最後所寫到的：「我不得不這把首永不完成的詩寫下去，為了有一個結束，以把我帶回到開始」。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者（我指的是那些具有一定經歷的），正的為了「如何結束」而工作的。

　　而從一個更大的範圍來看，縱然有人聲稱我們已經進入後現代時代，但是「過去」依然存在於今天，一個依然在支配著我們的「過去的時代」在我們這裡遠未結束──在我們的意識形態、文化記憶和語言行為中遠未結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不平衡、甚至錯位。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景觀──我想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工作背景。我們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來決定、調整我們的寫作方式的。我不大信任那種完全脫離了時代語境的寫作。我認為那些患有「永恆情結」的寫作者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他們在做些什麼。實際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誰也不會輕易就「超越」了的時代（這裡，時代不應被簡單地理解為在外部發生的事件）。正是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寫作者們在經受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四、五年前我曾寫過一首詩《守望》，現在則發現對時代的所謂「守望」已由對峙落入一種更為複雜的格局之中，換言之，守望者們同樣也處在這個時代的戲劇之中。而且，由於寫作者，即所謂「知識分子」的一部分──是幾千年來「文化修辭」的主要承受者（既受益又受害），因此決定了他們在今天必然會成為（自覺或不自覺地）歷史性的文化「困境」和「衝突」的體現者。在前一段的知識分子「邊緣化」討論中，有人因「邊緣化」痛心，也有人以「邊緣的邊緣」自詡，其實誰也沒有「邊緣」到哪裡去──用布羅茨基的話來說「邊緣地帶不是世界結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闡明自己的地方」。也有人還曾倡導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但如果這種「批判」僅僅固定在向外的對峙而不轉化為向內的反省。那麼遲早會從這種「悲壯」中出顯出它的喜劇性來。的確，這是一個給我們「出難題」的時代，這使我們看到「知識分子」在今天扮演的是一個愈加困難和曖昧的角色。知識分子正在加劇地經歷著自身的困境和變形記。放開來看，「知識分子問題」並沒有過時，它依然是我們在對時代進行文本分析時的一個焦點。也可以說外部世界並不怎麼混亂（它似乎從來如此），而是知識分子（知識話語）正以自身的混亂加大著時代的混亂。

　　因此，如果不是虛假地解決（繞過）問題的話，那就最好不要把自己從一個混亂的世界中拉出來，而是自覺地加入其中，在一種自我觀照下，成為「困境」和「衝突」的體現者，即就在時代意識最核心的地帶。最核心的地帶其實是最焦慮的地帶──只有當一種寫作歸結到這裡，它才能成為一種與我們自身的存在深刻相關的話語行為，才能在文學的發展中獲得它的自身的意義，否則，寫作面臨的只是自生自滅。

　　應該說我們是幸福的。一個混亂的、轉變的時代，倒是為多重自我意識的獲得和一個更廣闊的精神空間的打開提供了可能，為人文話語的自我清理、轉化和更新提供了可能，愛默生在《論詩人》中曾這樣寫道「每個新時期的經驗要求有新的表達，世界似乎總是在期待著自己的詩人」。因此，這又是一個富於「召喚性」的時代，它在要求著一種與之相稱的人文話語。60年代初，當一個所謂「後工業時代」來臨之際，美國詩人路易斯‧辛普森寫下了這樣一首短詩《美國詩歌》：「不管它是什麼／它必須有一個胃／能夠消化橡皮、煤、鈾、月亮和詩……」，而這幾乎被視為詩歌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時代條件下對它自身的反省和要求。而在今天，我想任何寫作──詩歌的、敘事的、文學的或非文學的──都必須具有這樣一個奇特的「胃」，換言之，成為一種具有自我吸收、消化和轉化能力的藝術。封閉式的寫作導致的只能是封閉性萎縮，文學如果要在一個更開闊的文化語境中重新發揮它的話語功能，就必須獲得一種能夠把人們引向自身其內、又不斷地指向自身其外的能力。「不是在一個時代開始，而是當它結束時／總會有人向你走來」，誰在向我們走來？誰已在我們中間？文學在今天要結束的並不是舊有的時代，而是舊有的寫作，為了實現與其歷史要求相稱的再生。

文章出處：現代詩復刊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