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一本詩集，很珍惜，只怕是最後一本。

　　十年的詩生活，留下的自然不只這五十首，有不少被我擲進字紙簍，更有不少一直夾在筆記本中，獨享她們的寂寞，剩下的就當作情詩送人了，攤開來可能就是一筆糊塗賬。每一首詩都是我的孩寫就之際難免有懷胎產子的喜悅。卻有愛與不愛──應該說較不那麼愛──之分，事實上我更要忍痛割愛，但若再汰蕪存菁的話，恐不得三分之一，以此推算，即使今後每年均能保持二至三首的發表量，非到耳順之年出不了第一本詩集。

　　三十歲之前，那個青春年少的年齡，那個很多年輕詩人急欲成名，也急向青春告別的歲月，反而從未有這樣的衝動，雖然有很多朋友慫慂我出版處女作。我並不急於寫詩，對出版詩集較諸別人更有嚴苛的標準，卻樂於分享朋友的成果，拿到手上的，不管是同道中人賜贈的，抑是自由肆中購得的，均有喜悅的衝動──就是沒想到自己也有詩集中手一冊。

　　跨過而立年齡的門檻後，自己對生存的時空觀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於小學作文課時經常被鬥用的這句成語「光陰如白駒過隙」，始有身歷其境的體會。說也奇怪，包括著、譯、編，連續幾年有書出版之後，反而開始有出版詩集的念頭，並掛在嘴上叨唸著自己，把這事視為一項頗富羅曼蒂克的舉動，如今憶及還覺得有點難為情，前後竟讓這個蠢蠢欲動的念頭，在我的意識及潛意識之海裡浮沉了一整整四個季節。

　　念頭好不容易被撈上岸之後，倒好生猶疑，總覺得此舉雖非草率，畢竟不夠嚴謹，選取的標準，簡便到以是否發表為前提，不知幸或不幸，十年一個世代的歲月，只得五十餘首，能揀選的也就相當有限，即使未曾有敝帚自珍的心理，料定有人質疑，好在闖蕩詩壇十來年，對於別人的批評早能甘之如飴，當然不是一笑置之。湊足半百整數成書，似乎是詩集出版不成文的默契，勉能守之，就這樣端出了本十道菜，可不可口，色香味是否俱全，任君評定，以待改進。

　　在我年過三十勤於筆耕的這些年，詩寫得極少，十幾年前初初寫詩的年少，好想把「詩人」這個雅號當桂冠戴，現在這種心情已杳然無踪，不是因為「詩人」此一稱號被當今大眾社會視作怪物的代名詞，而是自覺有愧於被認作詩人；走出學院後的晚近數年，詩創作量的銳減，已難向自己和詩壇的同好交代，能證明的不過是自己消沉。所以認真說來，八０年代後半以來所發表的作品，大多數都是前此的沉澱物，只是被她們的主人稍加妝扮一番重新枌墨登場，大不了改頭換面，骨子裡還是多年前的舊貨。為了存真，特地在後來被動過手腳的詩作尾扎，一一為她們繫上辮子做為標記。算給詩史專家和文獻學家圖個方便，儘管這樣的作法，書林的老闆蘇正隆先竹扛及其主編也是我的老友詩人王添源兄，或許會不表贊同。

　　回顧往昔寫詩的日子，難免感傷。記得生平第一首詩，那是在半抄半造的情況下寫就的──王尚義的《野百合花》，四十開本的小冊子，青黃色封皮，偶然間引我走進詩的王國。我把那首詩偷偷地送給了鄰居國小老師的女兒，日子就在大考與小考的串聯中逝去，這段為賦新辭強說愁的時灿，距今已有廿個年頭。從此開始在日記本上塗鴉，寫詩的歲月就這樣青澀般展開，當中穿插著徐志摩與陸小曼的風流韻事，在我少不更事的夢中。一直到我負笈台南一中，覃子豪、余光中、洛夫、瘂弦、鄭愁予……等人的詩集，才算在我的書架上找到位子。

　　「那一季的信箋叫我流連／蹓躂在妳的舞衣下／尋覓三月裡仍舊聆聽的音籟／在五線譜上抓住失音的樂符／重點十支七彩的蠟炬／妳跳躍著／而後──／妳哀怨的喁喁著／向晚併上一臉清淚／一季的曲調竟跳得如許痴醉／我欲陶然其中／但另一季的信箋又來到／我急得悲泣了」這些泛黃的字句，在記憶裡逐漸斑駁，刊登在某一期的《南一中青年》上，題曰「答書」，是我白紙鉛字的處女作，現在幡然感悟，從中已經可以看出自己後來的創作風格。

　　指南山下政大四年的日子，大概是我上半輩子最勤於寫詩的一段時候，臉紅的是沒繳出什麼漂亮的成績。想來那段年月真是大膽，以大三學長的身分，每週三中午社團活動時間，帶領文藝社的學弟妹一起讀詩、寫詩。殷建波畢業離校，范揚松準備研究所考試，楊笛不見芳跡，鼎盛的詩之風氣自此下墜。只有李渡予從小說跨過詩來，走出自己的天地，以至於後來隨我走「漢廣」，算是唯一值得記下的一筆。四年的大學生活，最後清算結果，並沒留下多少詩作，只記得留下這一句如今四年同窗老友碰面時仍可朗朗上口的「名言」：「在最清澄的路上／妳是唯一的美」烙著一段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一九八二年初夏，我投筆從戎，在創作的道路上，有了很大的轉折。就是那年初冬，由於李祖琛的引介，結識了路寒袖、林承謨、楚放、陳思鹿、莊裕安、徐望雲、鴻鴻、陳斐雯「漢廣」諸君子，加入了「漢廣詩社」。這本詩集收錄的詩作，便是從《漢廣》第五期算起的。十年往事，一一自記憶中滑落，清晰可見的唯留存下來的詩作而已。然而，無論如何，漢廣歲月對我而言，委實有著重大的意義。

　　外雙溪山上的激辯聲，夾雜著細細飛雨，有時也起著一層薄薄的霧，在社長路寒袖的落腳處，同仁審稿會上的舌劍唇槍，你來我往，情緒激動處，難免大放厥辭，不同的詩觀及互異的風格，同時擠在一百頁不到的刊物裡，竟也激出靈感的火花。經過這段為期一年半的論辯，至此我才真正抓到詩的本貌，給了我十足的信心。十年後的今天，有幸常與莊裕安在類似的審閱會議上碰頭，每回侃侃而談之際，驀地，十年前那個溫文儒雅的醫學院學生的側影，像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在視線中那樣跳接進來。十年成長的日子裡，詩社的大半夥伴都為自己找到一片天，各擁一方，再也不必依靠團體的扶持了。

　　還有一事要提。這十年間，除了「漢廣」那兩年有詩作固定發表的時間，我大半把寫作的重心放在評論上，不管是詩評論還是文化評論。這也是我寧願讓別人以評論者號稱來稱呼我，而不希望被人以詩人的身分來定位。恐怕文化界也是這麼想的。而我之所以會嘗試走評論的創作路線，雖然和我三年的政治研究所所受的學術訓練不無關係，但如果沒有在《漢廣》的沃土上踏出這第一步，以後大概不會有「評論者孟樊」這個人的出現。有趣的是，自此寫詩卻變成我寫作生涯裡的副業，而評論則是我創作量的大宗。或許緣於此故，對於詩集的出版，我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懷與期待。

　　我必須坦誠，對我自己來說，寫詩的亢奮甚於評論。月旦人物或事件是痛苦的，無形之中也為自己樹立了許多敵人；和繆思共舞，那是難得的經驗，每每寫就一首詩，脫稿之際的那份悸動與興奮之情，是別人難以體會的，無法和人分享。即使將這些詩作結集成冊，你也難以領會寶藍色筆記本中主人翁內所蘊積的情緒。

　　十年的寫作生涯拖得太長，從現在逐年倒斜回溯過去，看還真的是疏疏落落，其中還有八六、八七兩年未有詩作發表，為了留存原貌，何妨讓她們空白。我喜歡這樣的安排。正因為十年的時間不算短，集體所展現出來的各詩的風貌，前後看來就不太一致，現代主義、寫實主義以至於後現代主義的影子參差不齊地並列著，你很難將之化約成一個「我」來加以歸位，無論如何，千萬不要用後現代主義者替我扣帽子，我只不過多寫了幾篇後現代的評論文章而已。

　　希望這篇後記有助於你從繆思的角度來認識我。

　　至於ＳＬ，你其實可以不用再問。但我要告訴你，如果沒有伊，就不會有這本寶藍色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