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良植女史中譯詩集小引
　　從世界詩美學演化的規律來看，人類詩歌美感的基本因子是相同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創作和欣賞的習性雖然各異，但只要是具有表達普遍人性本質的傑出作品，一定具有放置四海而皆準的通感條件，有了這樣的條件做基礎，世界各國的文學風采才得以匯流、交融，形成一個博大宏偉的精神寰宇，創造出豐美無比的人類文化資產。有人說詩語是世界語，詩人是世界公民，大概也是這種概念的延伸吧。
　　不過，要想深刻認識一位外國詩人，最好從詩人所屬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文學傳統著手，由此一路追溯下來，才能深入堂奧，體會出他藝術表現的真髓。韓國詩歌的審美與結構，自有其獨特的傳統，金良植一向被認為是此一傳統的深耕者，她的作品，在她的國家的現代詩壇受到普遍肯定。作為她異國的讀者，我對她充滿了敬慕、神往與好奇。
　　我一直認為，東方詩人間所共有的通感條件特別深厚，原因是東亞（特別是中韓日）各國都是來自同一個文化淵源，通過翻譯，很容易進入彼此作品作心靈的遨遊，沒有很大的隔閡。台灣詩友對金良植作品之所以一見如故，引為藝術知音，最重要的是因為她作品中飽含濃烈的東方精神。從世界文化板塊上考察，韓國和中國、日本的文學家在幾千年的審美實踐中，早已形成共同的審美思想體系。這思想體系的重要內容有：各國歷史先賢聖哲的文化思想，孔子的倫理意識，道家的清淨無為，佛家的自我觀照，禪宗感覺與邏輯相剋相容的別才別趣，以及東方人親近自然、標舉興會、重視頓悟、倡導率真的生活理念等。這樣的體系，與西方的文化、美學迥然有別。而在寫作方法上，東方文學特別重視道、氣、志、文、質、神、境：：的建構，對於語字的選擇，意象的塑造，感情的抒發，形式的設計，都有一套簡潔、濃縮的藝術文法可循。這一套文法淵源流長，東方的詩人、藝術家，人人熟悉，人人善用。一直到今天，特別是東亞幾個文字、文化歷史演進關係密切國家的現代詩人，依然把這樣的審美體系視為創作的圭臬。當金良植和台灣的詩人朋友相遇，只要彼此互看一下行色，交換一下囊中詩稿，便能認定是藝術的同道，很容易找到共同語言。在東方文化的巨傘之下，彼此可以談創作、論人生、訴寄託，充分交流，無罣無礙，這種酣暢美好的經驗，恐怕不是與歐美詩人交往中所能獲得的。
　　對於許多西方詩人，東方哲理是他們嚮往的精神世界之一，在他們的觀念裡，東方是玄秘的，神奇的，他們對於這種與西方不同的另類浪漫，非常傾慕。在美國現代詩裡，甚至有所謂東方文化模式的出現。女詩人鍾玲在他的近著「美國詩與中國夢」中，就談到這個問題。鍾玲指出，東方主義是近年西方學術界重視的論題。美國詩人龐德（Ezra Pound）和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都曾經在東方文學裡借火，雖然有時候難免半知半解、囫圇吞棗，但在「美麗的錯誤」下，有時候竟也寫出了不少絕妙好詞。其實人們也不必以「誤讀」來加以苛責。文學創作上的影響不同於學術，一種必要的模糊有時反而會產生建設性的意義。嬉皮文化之後，《道德經》、佛道思想、東方式的天人關係、隱逸傳統，乃至女性的閨秀之美，都成為他們神往的對象，東方詩學中音樂形式、意境塑造，他們也曾大量學習、襲用。以往常聽說有西學東漸的說法，面對著西方人東方主義發展的新向度，一個東學西漸的事實，早已隱然成形。
　　金良植出身於韓國梨花大學外文系，她西方文學的造詣很深，但在她的作品中，絲毫看不出一般新潮詩人的洋味兒，即使有西方理論的影響，她都能巧妙的轉化成韓國的情趣、東方的韻味，這是非常難得的。金良植對東方美學和詩學是如此的具有信心，她寫作實驗上很多新的創造，無疑為我們東方詩人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是的，東方詩人隨著西方笛聲起舞的時代早該結束，我們自己豐厚的文學遺產，足可開發出新的生命，亞洲現代詩人應該在我們的思想體系中向世界發言，輻射出東方的藝術光輝，唯如此，我們才能對世界文學作出重大的貢獻。
　　韓國詩人、評論家蔡洙永在「論初荑」一文中指出，禪的精神深度、靜的美感，是金良植詩歌經營的特色，說她以不繁雜的詩意，把東方靜穆的世界引入精神的深處，從而體現民族文化優雅的品位，為多災多難的世界增添奇光異彩（大意）。這樣的評語，可謂十分中肯。韓國和中國都是苦難的民族，但成功的詩人卻可在苦難中陶鑄出一種哲學的鎮靜，人文的博大與人性的寬容，把一切昇華，變成東方女性的溫柔！這是典型的東方精神。讀她的詩，很容易使我想到林泠、蓉子、敻虹、席慕蓉和斯人。她們的藝術氣質是那麼接近，她們應該成為詩的知己，文學的姐妹。
　　這些年，金良植與台灣詩友交遊甚篤，由彼此的氣味相投，她成了台灣詩壇最親密的朋友。她差不多每隔兩、三年就要來一次台灣，有幾次還攜她夫婿同來。她先生蔡虎錫（我們叫他老虎），據說有中國血統，有一次金良植還在餐會上出示一份有關虎錫先生家族歷史的漢文典籍，證明確為中華後裔，如假包換。那晚，大家圍著這位高麗漢子，浮一大白，唱完了阿里郎，又唱茉莉花。
　　在韓國和台灣兩地詩壇交流的過程中，有三位韓國詩人貢獻最多：早期的趙炳華、稍後的許世旭均有建樹；世旭在譯介方面的功績尤其卓著，金良植出現雖然較晚，但她對交流工作相當熱心，貢獻很大。由於他們的努力，兩地的詩友得以締結文學因緣，在詩作譯介、詩人互訪的親善活動中，建立了深厚而可貴的友誼。
　　作品，永遠是作家之間相互吸引的磁石。趙炳華的詩集「石阿花」、許世旭的「雪花賦」和散文集，早已在台灣出版；許世旭能以中文寫作，發表、出版尤多，被譽為台灣「文學的郎世寧」，讀者早已耳熟能詳；只有金良植，到目前只有零星譯作散見台彎各報刊，個人中譯專集一直闕如，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蒐集她作品的各家翻譯，在台灣出一本漂亮的詩集，是金良植多年來的夢想。為此事她曾專程來台，與張默和我商量出版細節，從內容的安排、封面的設計、插圖的繪製，都提出她自己的想法。我曾經看過她好幾種的韓文詩集，發現每一本都是精編精印，非常典雅美麗，其中有一本且是稀少而珍貴的木石刻手製本，限量發行，早已成為韓國讀書界收藏的珍品。由於這樣的背景，張默和我對於她這部列為「創世紀詩叢」中譯詩集的承編，不敢掉以輕心，務須做到盡善盡美，才對得起詩人的囑託。張默是名編，他這方面的經驗十分豐富，擔綱主編，不作第二人想；楚戈的素描插圖，藝界早有定評，一時無兩。在這樣完美的合作之下，經過半年的籌畫，這樣書終於問世了。從此，金良植的作品開始在台灣的詩土上展現風華，廣為傳唱。這不僅是金良植創作生涯的重要里程，更是中韓詩壇的一大盛事，值得慶賀！
文章出處：
創世紀-110期-管管專號-1997．春季號